韩安道侯、揭阳令史定的历史贡献——《广东廉江揭民族谱》序

史定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的一文一表。一文为《南越列传》,一表即《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南越列传》只于篇末有一句“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为什么南越的揭阳令史定会“自定属汉”呢？这里面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但司马迁论述简要,这方面没有说清楚。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则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封史定为安道侯兼揭阳令,是年三月乙酉日为其侯国元年。我查考司马迁所撰写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里面记载汉武帝封功臣70余人为侯,其中以县令因功封侯者,只有史定一人;而封侯又再兼任县令者,也只有史定一人。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汉武帝南平两越、统一南中国时,史定立下了特殊的功勋,是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否则以区区一县令归汉,是断不可能封侯的。司马迁与史定同是汉武帝时人,所以其史料记载最为可靠。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究何所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话。由于后人的辗转引用,现在这句话可以说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但是,现今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和应用,大都与司马迁的原意不符。除去表述的方面各异外,其指陈的内容,乃至可以说正好截然相反。司马迁这句名言的内涵究何所指呢? “死或重于秦山,或轻于鸿毛”,确乎涉及到死的作用、价值和意义,但这里所说的     

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     

白石姜夔卒年确考

白石姜夔卒年向来众说纷纭,考定颇异,各家年谱出入甚大.陈思、李洣、高风等人据吴潜《履斋诗余》中《暗香疏影序》,定姜夔卒于绍定二年(1229)以后.夏承焘疑此序所记失实,但依旧信其中所叙事实,载入年谱.今人也多只以吴潜此词序为一时记忆失误或自编谎言,不以为伪作而仍加引用.按序中称姜夔卒后“今又不知几年矣”,可见此序远作在绍定二年以后.序又称“赓潘德久诗”,其诗去:“人生浮脆若菰蒲,四十年前此丈夫.拟向西湖酹孤魂,想应风月易招呼.”这分明是说姜夔卒已四十年,假定依此序姜夔卒于绍定三年(1230),下推四十年,则作此词与序已在咸淳六年(1270),而吴潜早于景定三年(1267)年已卒,如何能作此词与序?何况此时潘德久也已死了六十一年,又如何能在这时作诗而让吴潜“赓”之呢?吴潜诗词文集本早佚,后由明梅鼎祚     

炎帝传说考述——兼论姜炎文化的源流

一人们常说汉族或中华民族均为“炎黄子孙”并自豪,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需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发达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古国的象征性代表性远祖;他们既是远古的传说人物,同时也是人类所有共同体社会心态的普遍反映。从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开始,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较详的描写了黄帝的史迹,虽然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但他基本上肯定了作为华夏共同体远祖之一——黄帝,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

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享誉古今中外。但他的生年,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历来学者多有考证和推测,众说不一,迄今尚无定论。本人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今年应当纪念他诞生2150年。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写《汉书·司马迁传》又缺乏记载,实在令人惋惜。唐代学者司马贞写《史记索隐》、张守节写《史记正义》时,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司马贞于《自序·索隐》“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囗(按,夺一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李陵败降应分为假降和真降两个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

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受官刑,史载昭然。倪昭敏先生在《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撰文认为,“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其主要根据是：“李陵的投降是在全家被杀之后。”即“天汉四年或天汉四年以后”。而司马迁答武帝“召问”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故得出“怎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的结论。他还认为,李陵从兵败被俘到投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年多的时间中,李陵只是被俘而没有投降,或者只是处在情况不明的阶段。笔者对此不能苟同,特将个人的读史心得提出与倪昭…     

任仁发的生年应当改正

元代水利专家、画家任仁发的生年,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新元史》只说他"卒年七十三",却未说明何年卒。书中还有一处说到"泰定元年,诏赐银币……以年七十致仕",但未敢肯定泰定元年他就是七十整岁。这给研究任仁发的人带来了困难。幸好1953年在上海青浦县发现了他的墓志,清楚     

千年人说诸冯村——寻访虞舜生地

千年人说诸冯村——寻访虞舜生地张崇琛舜死葬九嶷,这是人们都知道的。自从司马迁“窥九嶷”以来,历代瞻仰舜墓者甚多。但舜又生于何处呢？则说法就颇不一致了。《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冀州之人也。”今山西永济县西面的蒲州镇,古称蒲坂,属冀州,或谓即司马迁所...     

李长之“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说”驳论

<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主要有公元前145年与公元前135年两种说法。公元前135年说(亦称建元六年说)者,学术界一般以郭沫若为代表,其实祖述者为李长之。李氏举证十条以立其说,文章题称《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以下行文简称"李文"),最早发表于1944年5月出刊的《中国文学》一卷二期,后收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李氏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李文发表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到了1955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太史公行     

洪颐煊卒年正误

洪颐煊,字旌贤,号筠轩,晚号倦舫老人,临海人。洪氏是清代乾、嘉时期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之一,近代著名音韵训诂学大师黄侃说过:“清世礼学辈出,日趋精密,于衣服、宫室之度,冠婚、丧祭之仪,军赋、官禄之制,天文、地理之说,皆能考求古义,罗缕言之。略举其人,则昆山徐乾学建庵,鄞万斯大充宗、斯同季野,……临海金鹗秋史、洪颐煊筠轩、……此皆有成书,可以为埠”(《黄侃论学杂著·礼学略说》)。而对于洪氏的卒年,目前通行的一些工具书中,可以说没有一种是正确的。如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著之《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辞书编辑室编纂的《简明中国古籍辞典》、洪焕椿先生撰著的《浙江方志考》等,皆定其生卒年为公元1765年至1833年,又谭正璧先生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与吴海林、李延沛先生编撰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则皆有生年 (同上) 而无卒年。其实,洪氏现存的著作中可知,洪颐煊绝非卒于1833年。凡是读过洪氏《诸史考异》者都知道,该书卷首有洪颐煊的自序一篇,序有云:“戊子 (道光八年——1828年) 冬杪自粤归里,寒庐多暇,复取《国志》以迄《南》、     

《钱神论》与《货殖列传》形以神异

在西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写了一篇奇文——《货殖列传》。该文形象地展示和精辟地分析了春秋战国和西汉前期各阶层人民“求富益货”的社会现象。约三百年后,西晋鲁褒也写了一篇奇文——《钱神论》。该文生动地描绘和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中的货币拜物教现象。这两篇文章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将两者加以比较,再究之于其各自的时代,我们就发现:两篇文章在经济思想史上有极不同的地位,它们是形似而神异。所谓形似者,是说两文都是社会中货币拜物教风气的真实摄象。两人对商品货币经济的作用与力量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在某些方面,《钱神论》甚至比《货殖列传》更深化一步,司马迁往往把货币、资本和财产统称为财富来表述,鲁褒则牢牢抓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

《汉书·司马迁传》没有具体交代司马迁的死因、死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附会的空隙。裴骝的《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王肃也有“投而削之”之言,其言当是本于《汉旧仪注》,但不言“下狱死”事。至于葛洪《西京杂记》所记,其言与《汉旧仪注》一字不差,显系抄自该书。对于上述说法,前人多不相信。颜师古注《汉书》,征引诸家之说,至为详博,对于此说却弃而不录。清人王鸣盛以为此说“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王国维亦力驳卫宏、王肃之说,以为“此二说最为无稽”。后来的一些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著作,如口人泷川资言的《太史公事历》,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对《汉旧仪注》之说皆摒而不取,但也都不曾对其加以驳斥;二王虽有所辩驳,却又都语焉不详,所以这个问     

《司马迁生年新证》之旁证

《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1期刊出曾维华先生《司马迁生年新证》一文,对史学界所持司马迁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及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二说作详细辨析,认为当定武帝建元六年,结论令人信服。     

龚贤三题

龚贤卒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秋前后,据孔尚任《哭龚半千》诗,已成定论.至于他的生年,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说法:(一)约生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前后,卒年90岁左右;(二)万历四十五年(1617) 生,卒年73岁;(三)万历四十六年(1618)生,卒年72岁;(四)万历四十七年(1619)生,卒年71岁;(五)约生于天启元年(1621)或天启二年(1622),卒年近70岁.五种说法中,现在出版的有关著述集中到第三说和第四说,互见采用.究竟孰是孰非呢?先看一下两说的论证:何乐之先生认为,龚贤《半亩园诗》中有“希     

司马迁后人今安在

司马迁有没有后代？陕西韩城,以司马迁故里而名播天下。而今日走遍韩城城里城外,虽以“司马”为地名、店名者比比皆是,却无一户一宗姓司马的人家。莫非一代史圣司马迁身后无嗣？抑或有,却不在韩城？欲求答案,当然首先应该问司马迁本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这样记录了自己的家世：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蕲孙昌……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毕葬高门。喜生…     

司马迁生年新证

关於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争议颇多。目前主要集中为两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和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经对有关文献记载仔细研读、分析，以及逻辑推理，可认定司马迁出生的时间在其父司马谈掌“天官”之职以后。由此，进一步确证司马迁出生於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是正确的，而认为司马迁出生於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则是失察的．     

郑观应的卒年

郑观应的卒年王学庄郑观应卒年,旧有数说,自夏东元氏《郑观应传》出版,１９２２年说似成定论。夏氏之说,系采用郑子润。的回忆,但郑氏卒于１９２２年５月哪一天,郑子亦无法确定。这一情况,对于一位距今不远的著名人物的传记来说,是一缺憾。在文献浩瀚的现代,在文...     

楚王酓审盏盂馀释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件春秋时期的楚国青铜器,器内有铭文“楚王酓審之盂”六字。这件铜器1986年时曾在纽约克里斯蒂商行出现,后归大都会博物馆.李学勤与饶宗颐先生曾先后著文考释此器,李先生将此器定名为“楚王酓審盏”,而饶先生则定名为“楚王酓審盂”。器铭中的“酓審”二字,两位先生都正确指出即是史籍所记载的“熊審”,为楚共王之名。楚共王系荘王之子,鲁成公元年立,至鲁襄公十三年卒,在位共三十一年(公元前590—公元前560年)。由于器铭所示的年代明确,此器的发现,也就为楚器的断代研究,增添了一件重要的标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