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泽东青干校学习的日子

我到延安的经过,说起来是有些出人意料的。1938年4月,我奉党中央的指示改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以下简称“旅外剧队”）,后任旅外剧队支部书记,在四川各地宣传抗日。1939年底,我接到指示：将旅外剧队转移到二战区工作。行至中途,又接到通知说：晋西发生事变,二战区政治环境变坏,不宜前往,可转赴延安。这样,剧队就连夜从边区的察坊直奔延安。     

进军大西南散记

1949年4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攻克南京,解放上海,南下解放华东,势如破竹。当时我在浙江衢州师范学校读书。刘星南同志来校动员我参军,说是文工团招兵。但我当时不知道文工团是干什么的,刘星南同志说：是搞宣传的,有戏剧队、美术队等等,演戏、跳舞、绘画。听说有美术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就于5月10日到十六军文工团参军了。     

突破天堑，切断沪宁，解放杭州

解放战争期间,到1949年5月3日解放杭州,我在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下面我讲一讲第四纵队后来改为解放军第23军在渡江作战中的一些情况。     

从应抗支队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1939年后,区党委调我到应城县抗日第四支队任副支队长兼支队总支书记。支队长张文津,政委刘慈悄在我到任前就调走了。因为应抗是一支统一战线部队,在隶属关系上,是国民党五战区下属的一支县级部队,但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有的部队是我党掌握的,而四支队是以分散在钟祥各地的6支小队伍为基础,加上应抗教导队、修械所组成的。组建之初,需要巩固和发展,因而调我到这个支队加强党的领导。5月间,党为了开展鄂豫边区游击战争和建立鄂豫边区敌后游击根据地,派李先念同志率领一部分武装南下到鄂中。6月6日陈少敏同志率领一部分武装南下（…     

给左权将军当警卫员

1937年9月,我从抗大学生队结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当通信员。有一天早晨,我们通信队40多位战士在八路军总部前的操坪里列队训练,刚站好队,只见总部副官处主任走过来,对左权将军的警卫员景伯承说：“左权参谋长没有勤务员,你就在这支队伍里挑一个吧!”景伯承仔细搜寻了一遍,突然走到我跟前,把我拉出了队伍,问我愿不愿意干,我当然只能服从组织安排,这样,我就     

我当北大“工农兵学员”班主任

我“掺沙子”到北大 记得是在1970年的初秋,我在江西余江县的人民大学“五七”干校临时出差,去那里做清队、整党工作。忽接调令,要我去北京大学报到,参与教学试点工作。     

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经历和见闻

1935年7月,我参加了杨虎城将军的第十七路军教导营。同年,我任教导营营部勤务班班长。1936年初,杨虎城签署指令,将我调入卫士队。当时,卫士队队长是白志钧,队副是李承德,第一分队队长是王彦春,第二分队队长是阎子成。杨虎城的随从副官有王华亭、王金鏊等,勤务兵有杨鸿升、苏廷瑞等。同年6月,我任卫士队第二分队第四班副班长。     

驮队过江

驮队在湖盆样凹地的泉水旁驻扎,驮牛便安详自得地散落在帐篷周围,帐篷的顶上仍旧冒着青烟,要不是驮牛在帐篷周围,似乎看不出驮队要出发的迹象。 布琼等人先遣马队从嘎东到盐湖采盐去了,而这里只有一半的人马。 现在将近中午,队伍中的人吃过早茶,准备出发。念青唐拉以北的牧民驮队,喜欢清早出发,中午休息至     

给左权将军当警卫员

1937年9月,我从抗大学生队结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当通信员。有一天早晨,我们通信队40多位战士在八路军总部前的操坪里列队训练,刚站好队,只见总部副官处主任走过来,对左权将军的警卫员景伯承说：“左权参谋长没有勤务员,你就在这支队伍里挑一个吧!”景伯承仔细搜寻了一遍,突然走到我跟前,把我拉出了队伍,问我愿不愿意干,我当然只能服从组织安排,这样,我就成了左权将军贴身勤务员。那时我刚满18岁,个头高挑,又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军政素质过硬,我想能挑中自己肯定因为这些原因吧!     

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我老家在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套南村，当年全村分成三个生产队。我们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多是逃荒漂泊最后定居在此的穷苦外来户。欧四奶奶家算是我们队最富有的，她和她的四个儿子住着一座大院，房子是瓦顶和浑砖到顶的墙。土改的时候，四个儿子刚分家不久，每家平均分得的土地并不多，被划成“上中农”，是我们队里最高的成分，其余的都是贫农、下中农。     

一名工程兵的科创理想

<正>我曾是一名工程兵,这是我引以为傲的人生底色。从部队到政府,从民企到央企,从创业到创新,这些宝贵的经历都是我的人生财富。我试着描述和记录一些细碎过往,由此展开一个关于科创的小小理想。一段军旅过往武汉街头丹桂飘香,阵阵幽香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我的家乡日照,带回到泛着微微桂香的部队大院。从小我就喜欢在院子里,看战士们排着队在木马上进行飞跃练习。他们还经常带着长枪,训练匍匐前进和翻滚等战术动作。     

我率香玉剧社在朝鲜前线

1953年3月,遵照上级的安排,我和香玉剧社40多位演职员,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5团,到朝鲜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为时半年的慰问演出。第5团团长是西北艺术学院教务长钟纪明,我和西安易俗社社长杨公愚、新疆歌舞团的巴吐尔等担任副团长。由香玉剧社组成的豫剧队,陈宪章任队长,赵义庭、荆桦任副队长。此外,第5团还有秦腔队、曲艺队、新疆歌舞队、木偶队,共150多人。全团先在边境城市安东(今丹东市)作了短期学习、排练,4月1日,轻装登车向朝鲜进发了。     

正安的“一土两制”

１９７６年秋,我们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变,然而,“左”的幽灵还在祖国大地上肆虐,广大农民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一个晴天的上午,我到凤仪区凤山公社,党委书记张永州高兴地对我说：山峰生产队今年包谷长势特别好,套种的红苕多,也长得很茂盛,你去看看怎么样？我说好！随即同他到了生产队。队长和几个社员见到我去了,喜笑颜开地说：李书记好久没有到我们队,先进屋歇歇气,吃杯茶,再到山上去看看庄稼,有啥子意见就给我们指点指点好吗？这个队三十多户,分散住在一座大山岗上,主产包谷,都是种在坡土梯土里头。我们稍坐一会就动…     

文革步行串联日记（贵州部分）

11月5日 前几天我参加了“东方红”长征队,这个队的路线是南宁-遵义-延安-北京。我感到脚痒痒起来,然而却没有动,因为顾虑还是有的。     

纪念碑前,我看到了父母书写的“青春”

正我叫苏平,1955年出生于北京。我的爸爸叫苏流,妈妈叫陈惠亭,爸爸曾经是18军手术队队长、52师卫生处副处长,到拉萨后负责组建自治区人民医院,任首届党委书记副院长。妈妈是司药。他们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当时最为艰苦的西藏。他们说我是在拉萨怀上的,他们把我的根扎在了拉萨,西藏是我的故乡,寻根是我今生的最大愿望。     

正安的“一土两制”

1976年秋,我们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变,然而,“左”的幽灵还在祖国大地上肆虐,广大农民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一个晴天的上午,我到凤仪区凤山公社,党委书记张永州高兴地对我说：山峰生产队今年包谷长势特别好,套种的红苕多,也长得很茂盛,你去看看怎么样?我说好!随即同他到了生产队。队长和几个社员见到我去了,喜笑颜开地说：李书记好久没有到我们队,先进屋歇歇气,吃杯茶,再到山上去看看庄稼,有啥子意见就给我们指点指点好吗?这个队三十多户,分散住在一座大山岗上,主产包谷,都是种在坡土梯土里头。     

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

毛主席写信送我上抗大,林彪巧安排,圆了我的上学梦 我最初知道林彪这个名字并见到他本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春天,我从瑞金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附设的参谋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军委一局,先是当见习参谋,几个月后转为正式参谋.     

我曾驾机送张学良将军到台湾

我是湖南慈利人,1917年生。幼时毕业于长沙兑泽中学。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七期。1941年,军校毕业后,我被选到空军军官学校十五期学习,曾被送到美国陆军航校学习轰炸。次年,学成回国后,我即被分派到援华美军十四航队司令陈纳德指挥的中美空军混合团(统称“飞虎队”),任轰炸机大队第四中队少尉飞行员。     

见证新疆农村“大包干”

1980年初,我应新疆于田县委书记卢凤章的邀请,从和田报社调到于田县做农村调查。不久,我便来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城里人很少光顾的极端贫困的生产队——十月公社十大队五生产队。这个队1979年年终结算,社员每人一年的收入只有5．15元,每个劳力的收入也只有11．10元,一个劳动日值4分钱,只能买半个鸡蛋（当时一个鸡蛋是8分钱）。这是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队,可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解决口粮的一半。我和司机、翻译三人克服种种困难,在这里调查了三天,写出了《来自一个穷队的报告》。     

见证新疆农村“大包干”

1980年初,我应新疆于田县委书记卢凤章的邀请,从和田报社调到于田县做农村调查。不久,我便来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城里人很少光顾的极端贫困的生产队——十月公社十大队五生产队。这个队1979年年终结算,社员每人一年的收入只有5．15元,每个劳力的收入也只有11．10元,一个劳动日值4分钱,只能买半个鸡蛋（当时一个鸡蛋是8分钱）。这是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队,可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解决口粮的一半。我和司机、翻译三人克服种种困难,在这里调查了三天,写出了《来自一个穷队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