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伊克昭盟行政制度内地化的起始时间与标志研究

边疆行政制度内地化是边疆政治内地化的主要标志。作者认为清代内蒙古地区内地化始于行政制度内地化,然后是经济、文化内地化。清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创造了条件,清政府推进边疆行政内地化的努力不容忽视。以伊克昭盟为例,从范围、边界、行政中心等要素上考察,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始于清初实行的盟旗,而非康乾时斑的设厅或清末的筹省设县。     

清代漠北金山卡伦考

<正>卡伦是清代派兵驻守,执行巡逻、稽查、监督、检查、传递、征收等任务的据点,设置卡伦是清廷治理边疆的重要措施。清代漠北卡伦分为边境卡伦和内地卡伦,前者以巡查边境为目的,后者为稽查游牧、监护物产而设。按其设置时间周期等情况又分为常设卡伦、移设卡伦、添撤卡伦。金山卡伦位于清代漠北喀尔喀西二盟,即赛音诺颜部(齐齐尔里克盟)、扎萨克图汗部(扎克毕喇色钦毕都里雅诺尔盟)南部,是为阻止揄挖金沙等矿产而置的常设卡伦,也是典型的内地卡伦。     

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建制研究

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在西藏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颇具民族和地方特色。本文首先从宗豁一级,其所辖之下的社会基层组织骆卡（庄园）、部落两级建制,以及特殊的地方行政体制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其特点。其次,对清朝中央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基本保持原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些改革,作了深入的考索。     

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论清代知府制度

知府制度作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中间环节,是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数十年来,由于诸种原因,学术界对知府制度的研究,却极为冷漠。为此,笔者不揣翦陋,试对清代知府制度作初步的探讨。一、知府制度的渊源知府是地方府级政权的长官,但知府与府的发展并非同步。后者早于前者,前者来源于后者。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以府命名,始于唐代,“隋以前,未有府之名。其以京都称府者,自唐始。”唐代的府分三种:都督府、京都府与都护府。都督府为军区性质,都护府为少数民族区最高行政机构,此二者与后世的府无因缘关系,惟有“京府”,可视作后世府之源。唐代“京     

黑龙江地区的古驿站

我国驿站的历史沿革较悠久,内地早在战国时期已有邮驿;汉代各地有传舍;唐代为驿田,水路设有水驿;宋代设邮铺、递铺,元为驿传、站赤,还有急递铺;明代始为驿站,分有水驿、马驿和递运所;清代基本沿用明代驿站体制,后期有了邮政制度,废除递运所,仍置驿站。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中途歇宿的叫驿,专为军报而设的叫站。     

书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王东平著《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 ( 1 759- 1 884年 )》已经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边疆史地丛书》之一种。全书约 2 3万字 ,由清代回疆地区法律典章研究、清代回疆行政法规研究 (上下 )、清代回疆刑法研究、清代回疆司法制度研究、清代回疆伊斯兰民事法研究、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等 7章及前言、结语构成 ,从多方面对清代回疆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探讨。该书是近年来少有的系统研究清代法律制度的专著 ,它的出版不仅会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清代回疆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 ,…     

第十八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和云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云南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十八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7月11—13日在云南昆明召开。会议以"清代边疆及清史其他重大问题研究"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清代边疆研究、明清史研究、清代人物和制度研究等问题展开研讨。清代边疆研究。马大正作了"深化清代边疆治理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深入研究清代边疆民族问题提出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李治亭论证了"古代边疆如何定义""清代边疆与历代有何     

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

八旗索伦的编旗设佐早在其南迁内徙之前即已开始进行。八旗索伦旗佐组织的编设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清太宗崇德年间开始至清世宗雍正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旗佐组织的编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情况:南迁之前索伦牛录的编设、顺治初年南迁之后布特哈八旗佐领的编设、黑龙江将军设镇后驻防八旗佐领的编设。清政府八旗索伦编旗设佐,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考虑清朝北部边疆防务的需要,以及八旗索伦精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民族特点。清政府对八旗索伦大规模的编旗设佐、实行八旗制度,不仅对清朝巩固和稳定东北边疆并防范沙俄侵略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清代八旗索伦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边疆开发视域下“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以民国云南开蒙垦殖局为中心

民国时期垦殖作为开发边疆的重要举措,关乎国安民利。抗战时期云南边地垦殖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互动与博弈。而开蒙垦殖局的设立与发展,可谓是此种边疆开发过程中为实现化边疆为内地,"从新建设农业"的"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具有浓厚的制度创新色彩。     

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

“殖边督办”作为一级行政机构,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个不大却又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近代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从民国初年云南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及边政建设的推行、殖边督办公署的建立、组织机构、治边措施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该行政机构在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土、巩固和开发边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云南边疆“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推动了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的进程。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论清代边疆地区的族群间解纷机制——以厅制为中心

厅制是清代回应旗民蒙汉之间跨族群纠纷解决需求的官方建制之一。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厅较为独立,旨在突出“重视其地”,实行“变通之策”,解决边地跨族群纠纷问题,实现统一国家之于边疆多民族杂处区域的社会治理功能。厅之司法功能运作,是清统治集团权力下沉至边疆多族群杂居地区的适应性调整,在边疆法律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拟以厅的机构设置、解纷主体、司法程序为样本,分析清代特定区域族群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创造。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西北边疆危机与清代新疆政治中心的转移

十九世纪阿古柏入侵新疆和沙俄侵占伊犁造成西北边疆危机,西北边疆危机延续几十年,造成的危害最大,使经济衰落,旧制荡然无存。为了保证新疆的长期稳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1884年新疆建省,政治统治中心从伊犁移至乌鲁木齐,成功地实现了新疆与内地的行政制度一体化。     

北京政府时期全国政区沿革概况(一)

(一) 清代沿袭明代的政区建制,但较之明代发展的更为完备。清代定地方政区为省、道、府、县四级行政机构;省、府、县为发展完备的地方行政建制,道为发展尚不完备的行政建制。清代,省的行政长官为总督和巡抚,领布政、按察二使;其驻地为一省首府(即省会)。总督一般辖两省,也有辖一省或三省者;有的省设总督兼巡抚,有的省只设巡抚,不再设总督管辖。省一般辖三四道,个别亦有辖六七道者;道设道员,通称道台。道一般辖两三府或直隶州、厅,亦有一府设一道者;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厅设同知。府一般辖七八县,亦有多     

清代云贵地区的矿务管理与地方行政——以厂员、店员、运员为中心

以往研究对于清代滇铜黔铅开发与云贵地方行政、边疆治理之间的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从矿务管理者(即充任厂员、店员、运员的云贵地方官)切入,分析清代滇铜黔铅矿务管理与云贵地方行政之间的关系,探讨清代矿务管理对地方行政的作用与影响,以期全面认识清代滇铜黔铅开发。     

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

清代中期,云南边疆地区聚集了大批内地民人从事银矿开发,形成了在边疆地区有影响的移民集团。本文对矿民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茂隆银厂吴尚贤的事迹进行了研究。认为矿民集团是边疆移民的重要类型,其在边境地区的拓张,和当地土司、山地民族乃至外国朝廷皆发生了复杂的关系,深深卷入到复杂的边疆事务中,对清王朝的边疆秩序既有冲击和扰动,也有支持与合作。清王朝对其策略是将其纳入边疆秩序中,如矿民的活动对边疆秩序形成冲击时,就给予无情的打击。这进一步说明了追求稳定而非扩张是清王朝在西南边疆最基本的政策。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地方精英与边疆治理:以改土归流后滇中哀牢山区“三属地”的礼化实践为中心

清代哀牢山区"因俗礼化"的实践堪称改土归流后边疆治理的样板。随着改土归流及边疆内地化的推进,云南哀牢山腹地多民族聚居的"景镇新三属地"的范围缩小到了景东、镇沅、新平三县交界的三角地区。地方精英在山庄经济的土壤里产生,并积极回应国家"德教"与"声教"的治理策略,通过讲圣谕、刊善书、兴学校、禁盗匪、制规约、解冤结、开道路等方式,将当地变成人文蔚起、民族关系和谐的"礼乡"。这一礼化实践是国家政策与地方精英对策之间互动交融的过程,尤其是地方精英能动作用释放的过程,是一种基于多元民族文化自性与自觉的边疆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