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华南的渔业生产

在明代华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中 ,渔业占有一定的比重。这种情况与华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 ,与明代华南人对渔业的重视也有较大的关系。从大量资料来看 ,明代华南的淡水养鱼业和海洋捕鱼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人们对鱼类及其它水产品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由于渔业生产在华南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 ,故明政府在华南地区设置了一些“河泊所”,并比较注意征收渔业税     

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行政区划建设

为实现县“自治”,建立“三民主义”国家,南京国民政府对传统县行政区划进行了初步整理,形成了比较适宜的国家基层行政区域。行政区划体制是国家行政体系的主要内容。行政区划是指一定时期的政府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层次的行政区域单位,并建立相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海防炮台的技术研究

早在明代以前,我国就设置海防,但没有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自明代开始,在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江苏、辽宁和京师等沿海各地设立卫所,构筑了涵盖卫所城池、海上会哨和烽堠报警的海防体系,为防范和打击倭寇做出了贡献。     

清朝的省级行政设置

清朝省级行政建制大至沿袭明代,但在省级的设官上有很大变化。督抚的设置,清初沿袭明制,但逐渐演变为完全按省为单位设置,至乾隆中期,总督、巡抚作为省级固定性的最高军政长     

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设置于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行政建置,其创制并大规模实施于洪武年间。"军卫牧民"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而民户数量是设置与否的根本指标,少数民族地区仅是外在表现形式。军民指挥使司管理体制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安抚和教化地方、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因明中后期世袭武官体制的腐化、人口的增殖等因素,军民指挥使司亦逐步失去了管理地方的活力,在明中后期、清前期渐次由流官充任的府(州、县、厅)等建置所取代。     

明代县域治理的实践与困境——以袁黄《宝坻政书》为中心

县是中国古代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中国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具体到明代,州县对上承接朝廷、省、府,对下连接乡里、保甲等基层社会,是中央布政于地方的重要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县域治理的好坏甚至决定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否。深入分析《宝坻政书》这部明代县域治理的重要文献,阐释袁黄在宝坻的治理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明代县域治理的认识,而且能够为现代的县域治理提供借鉴。     

广东各县的设置和命名

县在我国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稳定类型的地方行政区域。今广东地区县的设置是从秦代开始的,历二千余年来,其数量呈现波浪形的变化。具体为:秦代设4县。两汉20余县。三国(吴)有29县。东晋54县。南朝(陈)达133县,形成第一次设县高潮。隋代对全国的政区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大批裁并县建制,今广东地区只剩下59个县。唐代增至71县。两宋又减为49县。元代因有录事司的建制,再减为46县。明代,广东单独设省,增至77县。清代79县。民国期间,由于将府直辖地及州、厅均改为县。广东出现第二次立县高潮。到民国36年,全省县总数已达98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本维持这一数字。1965年为97县。1984年93县。1988年海南建省。90年代,广东省又掀起改县建市的热潮。到1996年5月止,全省只有47个县。县总数少于市总数。 县的命名是和其设置并行的。广东各县的命名除遵循全国各地共同的命名习惯外,还有强烈的岭南地域特色,蕴含着丰富的地理、历史、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方面的科学内涵,深入发掘、系统整理这方面的资料,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本资料汇集的是广东省47个县的设置和命名,其次序按设置的先后时间排列。宝安区是1993年才由县改为区的,亦一并收入。     

明代辽东中层行政管理区划的形成——以辽东苑马寺卿兼职兵备事为线索

辽东是明代边疆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地理因素所限,明代辽东地方行政实行军事化的卫所制管理,以一个都司管理25个实土卫,一度形成了行政管理幅度过大、难以实行有效管理的局面。因此在嘉靖年间,辽东全境被划分成6个行政地理单元分别管理,同时从"军管型政区"向"文管型政区"转变,将相邻各系统文官都纳入当地管理体制,连朝廷派驻辽东管理马政的苑马寺卿和行太仆寺卿也各领一道辖境,处理地方军政事务,从而使辽东形成了事实上的三级行政区划。这种增加行政管理层级、缩小管理幅度、实行军事管理与文官监督相结合的处理方式,体现了明代地方行政管理中因地制宜的思路,同时也反映出明代辽东边疆经略中的许多问题。     

宋代高邮军行政地位的升降及其驱动力——兼论军政区设置的意义

宋代高邮受到漕运、行政成本、政治改革、南北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政区性质在军、县、州之间数次变化。北宋初年为征伐南唐及强化对新获之地的控制,高邮由县升军。北宋中期的降县和复军,主要是受熙丰变法及漕运的影响。建炎年间为笼络薛庆,升其驻地高邮为承州,统辖天长军,割兴化县来属。绍兴初年,镇抚使失去价值,故废承州为县。绍兴末年高邮再次升军,此后政区性质未变,但辖县有所调整。孝宗朝兴化县两次割隶高邮军,这与其“北伐”失败后内修民政、经略江淮,以图收复中原的战略措施相关。军政区的设置满足了广阔地域差异化管理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代基层政区军事力量薄弱的缺陷,节约了基层行政成本,并使行政体系更具灵活性和稳定性。     

明代梧州府驿站考辨及其时空分布特点

明代梧州府水陆交通位置冲要,曾作为两广总府驻地,驿站、驿路分布较为密集。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明代梧州府的14所驿站逐一进行了考辨,纠正了部分讹误,认为明代梧州府先后在1州6县设驿站,设置时间集中在洪武年间,此后梧州府的驿站数量不断减少,至崇祯三年仅存5所驿站。同时,明代梧州府驿站的裁撤与驿站类型,根据统治需求与交通状况及时进行了调整,体现了明朝驿传制度在广西梧州府地方运行的实际形态。     

明初广州府城周边急递铺分布路径研究——基于明代《永乐大典》广州古城图中的邮驿信息分析

明代邮驿制度建设比较完备,于全国各地大量设置急递铺。急递铺承担起政府公文信息传递功能,是明代最重要的邮驿机构之一。明代《永乐大典》中3幅广州古城图——《广州府境之图》《广州府番禺县之图》《广州府南海县之图》,均描绘了广州府城周边地区的急递铺名称、数目、分布等信息。通过解读这3幅广州古城图中急递铺信息,分析明代初期广州府城周边东部、北部、西北部3个区域内急递铺分布方位与分布特征,从而还原明代初期广州府城东至增城县、北至清远县、西北至四会县的3条急递铺分布路径,明晰该时期广州府城与周边地区公文传递通道走向,有利于深入探究明代广州府邮驿递送路径。     

北京政府时期全国政区沿革概况(一)

(一) 清代沿袭明代的政区建制,但较之明代发展的更为完备。清代定地方政区为省、道、府、县四级行政机构;省、府、县为发展完备的地方行政建制,道为发展尚不完备的行政建制。清代,省的行政长官为总督和巡抚,领布政、按察二使;其驻地为一省首府(即省会)。总督一般辖两省,也有辖一省或三省者;有的省设总督兼巡抚,有的省只设巡抚,不再设总督管辖。省一般辖三四道,个别亦有辖六七道者;道设道员,通称道台。道一般辖两三府或直隶州、厅,亦有一府设一道者;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厅设同知。府一般辖七八县,亦有多     

明代华南水利事业的发展

明代华南地区的水利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全国表现较为突出。本文对福建、广东、广西三布政使司的水利事业进行了全面考察,着重论述了水利发达的地区,指出水利建设的情况对农业区有很大影响。     

明清地方道制研究述评

<正>明代为加强省与府之间的联系及对地方府州县事务的监管,派遣布政使司参政、参议和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省级机构佐贰官员分区域巡察地方,后演化为明代分守、分巡等各类地方道制,并在清代得以延续。区别于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中监察御史分道监察的道,上述地方道制是设置于直隶及省级区域内的行政与监察机构,是明清地方行政制度中的重要一环。自1940年孙祖绳发表《明代省道制》(《政治建设》第3卷第2期,1940年)对明代地方道制的历史、演变及职能进行考察以来     

明代州县官吏设置与州县政治体制

明代州县官吏的设置在典章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但详上略下、言尊弃卑的缺陷．对州县官多是语焉不详．州县官以下的官吏．更是不屑一顾的。州县政治体制中,州县官及州县官以下的吏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官吏按职权利责．可分为六个等级．这个等级不但与州县行政体系有关,还关系到州县政治的运营机制。     

明代从海外引入华南的粮食作物

明代中后期,华南地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较为密切。在这种情况下,海外的一些作物也逐渐传入华南。从有关资料来看,明代从海外引入华南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和花生。这些作物的引进,是华南农业史上的大事,对华南农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明代通政使司相关文献谬误订正

今人关于明代通政使司研究中引据的很多文献是在缺乏仔细考订的情况下而广泛引用的。《明史》、《明会典》等诸多重要的制度史文献中就包含涉及通政使司的错误,或由于编纂者书写不当造成,或由于史官对通政使司的行政流程、政治功能认识不足而导致。因此考订明代通政使司相关文献中的若干谬误,对深入研究该项制度十分必要。     

陇西古城城墙初考

历史文化名城陇西有着2000多年悠久的筑城史,唐贞观始修,后经元、明所扩建。金、元以来,陇西是巩昌府的所在地,为封建王朝在甘肃境内设置的较高行政建置地区。陇西县城现残存的明代城墙建筑,见证了陇西古城昔日的辉煌。     

明代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缘由探析

明代都司掌一方军政,在福建有福建都司和行都司并存,行都司又于万历年间被裁撤,二者皆属特例,关于其原因,目前尚未有细致的分析。行政建置与地理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明初设置福建行都司的基础和原因正是在于福建以福州、建州为中心的山、海并立特殊地理格局。同时,《敬和堂集》等材料表明,由于明代兵制的变革,巡抚、总兵、兵备道等机构逐步侵夺行都司最重要的军事职能,加之明末福建地方财政困难,致使行都司遭到裁撤。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是明代政区建置与地理形势、制度变革间互动的重要例证。     

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

清代州县行政在官员任用考核、机构设置、财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病 ,表现出欠缺合理化的前近代性质。晚清时期 ,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此提出改革意见 ,并在“新政”和“预备立宪”过程中得到清政府采纳。这种改革思潮与实践 ,对中国县行政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