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年制”款彩瓷碗与嘉靖红绿彩瓷

1994年第2期《文物》刊登的张英先生《从“至正年制”彩瓷碗的发现谈“大明年造(制)”款瓷器的年代》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介绍了吉林省扶余市最近发现的一件有“至正年制”款的缠枝花彩瓷碗(以下简称“至正碗”),据其分析有“元代晚期的特征”,作者以此为断代标尺,认为“大明年造(制)”款彩瓷和青花瓷应是明初或明早期的产品。对于古瓷的断代研究,前人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收集整理各方面的资料,根据有     

从“至正年制”彩瓷碗的发现谈“大明年造(制)”款瓷器的年代

吉林省扶余市石桥乡欢迎村最近发现一件“至正年制”款识的缠枝花卉彩瓷碗.这一发现意义重大。通过对这件器物的研究类比表明,相当一批现藏国内外的过去被认为     

也谈岱吉屯墓出土“至正年制”碗的年代

1994年《文物》第2、8、9期相继发表了张英先生的《从“至正年制”彩瓷碗的发现谈“大明年造(制)”款瓷器的年代》、《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瓷器》和曹淦源先生有不同看法的《“至正年制”款与嘉靖红绿彩瓷》等三篇文章后,在陶瓷考古界引起了广泛重视。因为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对几件瓷器年代的不同看法,更关系到陶     

邢台宋墓出土“官”字款瓷碗

2002年12月,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在市运输总公司基建工地清理宋墓一座,墓中出土的带“官”字款瓷器在邢台地区尚属首次,为研究宋代瓷器款识提供了新的资料。     

从官手工业制度看汝窑——兼论宋代的官府窑业制度

本文从考察中国古代的官手工业制度出发,结合我国古代官府陶瓷窑业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最后论定宋代只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官府陶瓷作坊而不会有如明清两代般专门生产御用瓷器的御窑。也就是说,曾经生产官府用瓷的宝丰清凉寺汝瓷窑场仅可能是官府具资、“和雇”陶瓷匠人进行生产的一个官府瓷器作坊。     

吉林扶余岱吉屯和石桥欢迎砖场出土“福”字款等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引用科学发掘和带有纪年的资料,通过对吉林扶余岱吉屯及石桥欢迎砖场出土“福”字款瓷器、装饰梵文瓷器及“大明年造”款、“长命富贵”款瓷器的分析与对比研究,认为岱吉屯及石桥欢迎砖场墓地及出土瓷器的年代,应介于明代初期至明代中晚期之间。     

“显德年制”款瓷片的检测及鉴定

孔雀蓝釉,又称孔雀绿釉或翠蓝釉,是以氧化铜和氧化铁为着色剂的低温铅釉陶器。它与唐三彩中蓝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用氧化钴作着色剂。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孔雀蓝釉器是宋金时期山西地区制作的磁州系产品。去年,有一件“显德年制”款的孔雀蓝釉的残片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观注。许多古陶瓷专家     

从青铜器年代看“■京”的变迁

从记载“■京”和“■”的青铜器年代变化来看,西周中期后段开始青铜器铭文中对其称呼方式从“■京”变成“■”,■京的功能由周王频繁举行重要活动的政治、文教以及游乐的多功能中心转变成周王偶尔举行政治活动之处,西周晚期只是作为地名出现。西周中期后段至西周晚期提到“■”的青铜器铭文内容不再出现周王习射、泛舟、渔猎等受周边水系、环境制约的活动,可能与■京范围内水系、气候环境的变化有关。     

汝窑与北宋汴京官窑——从汝窑址考古资料看宋代官窑的出现及官窑制度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考古发掘资料的再研究,发现该窑场生产天青类汝窑瓷器的最早时间应在哲宗元祐元年以后;而成熟汝窑瓷器的生产时间当在徽宗政和、宣和时期。也就是说,成熟汝窑瓷器的生产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北宋官窑的生产时间相同,但目前的考古证据仍不能表明生产成熟汝窑瓷器的宝丰清凉寺汝窑场就是北宋官窑。     

从铜锣山等几处窑址的发掘看宋代景德镇窑业状况

2006年江西省文物部门对景德镇环城高速公路南环段的铜锣山窑址、道塘里窑址和凤凰山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揭示北宋龙窑遗迹2座、制瓷作坊遗迹3处,出土了一批青釉、酱黑釉、青白釉瓷器和窑具标本,对研究宋代景德镇地区制瓷业的作坊形态、技术特征和产品种类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对“官”、“新官”及“易定”款瓷器的再认识

关于"官"、"新官"、"易定"字款白釉瓷器的烧制时代、产地及字款含义等,曾有多位专家、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近年来,河北地区的邢窑、定窑遗址分别出土了一批"官"字款白瓷标本,本文借助这些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官"、"新官"及"易定"款瓷器的烧制时代、产地及字款含义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

我国古代瓷器上带款识的比较多,在器物底部刻划"官"或"新官"款的白瓷,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近年来,这类白瓷由于在辽宁、河北、湖南、浙江等地均有出土,因而引起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注意,对它们的时代、产地及其"(?)"字的涵义等,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本文想以笔者所见对其产地问题作一些探讨,以供大家研究时参考。     

从故宫藏品看乾隆时期“唐窑”的新成就

中国瓷器工艺发展到清代乾隆时期已很成熟,瓷器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古铜瓷器考》),便是对这一时期瓷业成就的赞叹。而“唐窑”则是当时的主要代表。一般说“唐窑”是乾隆时期的官窑,其督造者是内务府员外郎唐英。《清史稿艺术传》四《唐英传》说:“英所造者,世称‘唐窑’。”     

从“顾孟余案”看监察院的弹劾制度

"顾孟余案"是监察院历史上影响颇大的事件,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政治风波,而且对以后监察院的弹劾制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弹劾制度的运行程序为线索,对"顾孟余案"进行解读,并分析监察院弹劾制度及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制度设计、运作以及存在的问题,为今天的监察制度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从“天王詔書”看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

1860年四月,太平軍在忠王李秀成統帅下,攻克苏、常,九月天王下詔,重申太平天国对苏州人民的基本政策。最近从北京明清档案及南京史料整理处主办的历史展覽会中,见到清刼获、繳存軍机处的“天王詔書”,这是研究太平天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史料。茲將原文抄录如下: “朕詔苏省及所屬郡县四民知之:爷哥朕幼坐天京,救民塗炭拯民生,民有飢溺朕飢溺,痌(疒衆)在抱秉至情。何况尔民新归附,前遭妖毒陷害深。复經天兵申天討,遺家弃产朕憫憐。上帝基督带朕幼,照見民困發政仁。酌減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共体爷哥朕幼意,咸遵真道乐太平。朕覽秀胞本奏,历述苏省所屬郡县新附,四民前經胡妖抽捐抽稅、竭尽尔等膏脂,厚斂重征,同天打斗,茲經天朝統率大众,奉行天討,救民水炎之中,同申万郭归爷天义,勖哉,四民既列版圖,各宜遵守     

关于耀州窑五代时期“官”字款青瓷的认识

耀州窑遗址发掘整理过程中,重大发现比比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窑址五代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官”字款青瓷.据发掘工作的主持者之一禚振西先生所述:“在近几年出土的五代耀州青瓷中,有的标本上面带有‘官’字款.这种带‘官’字款的标本,目前已发现6件.其中有两件,‘官’字很完整.其     

“酒泉子”的结构及其他

我国是诗的国度,各类各种韵特别发达。在对韵诗词的释说、研究中,最发达而为人们称之为“学”的“辞之学”(即内容),可谓字字推敲、句句训诂、章章考证、篇篇析义……;     

从一方“条约”碑看明末泉州社会及乡治制度

明代晚期，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四伏。赖以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各类地方性乡规民约应运而生。为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王朝带来苟延残喘的一线生机。本文拟就考古发现的实物，并结合有关文献史料。试从一个侧面对明代末年泉州的社会状况及相应的乡治制度作一粗浅探索。     

“钱塘”款造像的年代和风格初探(下)

<正>三"钱塘"款造像风格的历史渊源"钱塘"款造像产生于明代早中期,它没有学仿盛行的明代宫廷造像风格,而是承袭了元代宫廷造像遗风。这一情形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翻检钱塘地方佛教历史可发现并不奇怪,它确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元代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形式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密切相关。     

转折年代的苏北海堤工程——从“韩小堤”和“宋公堤”看历史转折的必然性

1939年苏北海啸后先后修筑的“韩小堤”和“宋公堤”．可以看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治理自然灾害方面的两个标本,通过两个海堤工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转折的必然走向——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