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南北学术的分立、一统与《四库全书》的编纂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

由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意见而引发的关于新儒学渊源的论争,关系理学的属性,却始终悬而未决。其主要分歧在于:唐宋诸儒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唐宋诸儒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或压力),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新儒家能否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改造为义理之学。皇权的认定和新儒家的自许,让理学占据了宋以后经学的正统地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衍至关重要。而儒佛属性的模糊及其衍生的问题,使得理学是否属于经学的范畴变得难以捉摸,以至于出现二者的盛衰适相反对的认识。尽管内心排斥,清代的经学与理学以及汉宋之争,只能在经学的领域内与理学争正统,无法根本反理学。必须深入经学的堂奥,又跳出经学的局限,才能把握经学与理学的关联及分别。而要彻底破解这一世纪悬案,还须留待有心之人。至于理学的旧途径之于中国未来的意义,则有待于来者发扬光大。     

史学精粹

正姜海军:《清中期南北学术的分立、异同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苏学盛于北"说再考察

"苏学盛于北"本是明清学者对北宋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的文学、艺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广泛传播情况的概括。但学界有一股倾向,认为这里的"苏学"不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苏氏的经学著作、哲学思想。实际上,从苏氏经学著作的刊刻、宋金文化的交流、金朝科举的主流、金朝儒学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金朝晚期理学与苏氏经学在北方地区的势力比较等方面来观察,苏氏的经学及其哲学思想在北方长期不受重视,晚期虽然得到一些大儒的青睐,但同时理学也"复苏"过来,理学势力明显在苏氏经学之上。因此,那种试图把"苏学盛于北"的"学"扩大到儒家经学层面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苏学盛于北"说只适用于文学艺术层面,而不能说在儒家经学和哲学方面也可以应用。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清代家学脉络中的汉、宋关系

清中叶以降,汉学渐兴,考证学风弥漫学界,由经学而扩展至子、史、文辞之学,也吸引了一些宋学家兼采或转治汉学。但宋学的影响却如静水深流,这在家学脉络中较为明显:一些汉学家族的科举成就得益于理学陶冶,今文经学家多汲取、调和宋学,理学传统也潜移默化地导致了汉学世家调融汉、宋的取向。在家学脉络中,清代汉、宋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彰显了理学传承的意义。     

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人,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王通主体思想管窥

自两汉到隋朝建立,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一直陷入长期的分裂之中,中原政权更替不迭,统治或重视黄老思想,或推崇佛教思想,而儒家衰微,传统的中国人伦道德经历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思想界混乱的状况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完全相符,政治的状况也自然造成了经学本身的纷乱（孙昊、李静《王通与经学更新》,《江淮论坛》2003年第3期）。但是自孔子以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和奋斗,从孔孟的“仁学”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再到王通的“中道论”,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在不断完善。唐宋理学繁盛,特别是宋代程朱理学,     

唐鉴的哲学思想浅论——兼评《国朝学案小识》

唐鉴在哲学上崇尚程朱理学,反对心学和经学。在其代表作《国朝学案小识》中,他将程朱理学的道统谱系分为传道者、翼道者和守道者三类,分别进行陈述和评价。在嘉道年间风靡的考据学风下,唐鉴力求从程朱理学中开掘出新意来,以为经世救国所用。在他的影响下,咸同年间朝野出现了一批理学名儒和治世能臣。     

刘秀与经学

刘秀本身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他即帝位之初,十分重视经学。他招揽经师,兴建大学,发展经学教育,在东汉初年即恢复了西汉的今文经学十四博士之学,同时私学也获得很大发展。他重用经师,并特设明经一科以选拔经学人才,他不但重视今文经学,同样重视古文经学,学习古文经学也可以做官,打破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对仕途的垄断。刘秀对经学的重视,影响了整个东汉一代,使东汉的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获得极大的发展,被称为经学极盛时期。     

由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到括囊大典、贯通六艺——论郑玄通学的产生

郑玄通学的形成背景需要进一步探讨,晚清今文家关于两汉经学一直壁垒森严,到郑玄才被打破的说法影响还很大.其实汉代的经今古文学根本没有那么壁垒森严,"通"早已是一种大趋势,这一事实已有学者申说过,但其原因,笔者以为重要的是自王莽以后朝廷的导向,这是不容忽视的,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朝廷的引导往往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清代科布多官学考

乾隆三十二年,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设立官学,要求蒙古王公按季入班学习,后改为一年六班,每年选取二十余人,学习内容为满蒙文翻译、法令、办事程式和礼仪等。该官学不在清朝学校系统内,不分等级,不考核,不参加科举,无专门教习和统一教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脱胎于蒙古王公在衙门的值班制度,是值班制度的副产品。清朝在科布多设立官学的目的是让各部王公入班帮助参赞大臣处理事务,顺便学习满蒙文翻译和起草文件,以更好地协助参赞大臣,进一步在中央边疆治理中发挥作用。至清末,因清政府财力吃紧,再加上官学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被裁撤。     

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     

对清代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的再认识

在清代服饰研究及实物辨识过程中,人们一般根据《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等记载清代服饰典制的文献,把八团彩云金龙纹样认定为清代后妃吉服上的专用纹样,并进而以之作为区分清代皇帝和后妃服饰的重要标识。本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清代服饰实物、清代宫廷绘画中的服饰图像以及清代文献中相关的记载等直接或间接的资料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这一认识存在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事实上,八团彩云金龙纹并非清代后妃服饰所专有的纹饰。清早期,皇帝也曾穿用过饰八团彩云金龙纹的吉服,这种男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与女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存在着明显相异的形制特征,并有其特有的始创、演变和消失的历史发展过程。     

南明“奸臣”负面形象在后世的塑造——以田仰为例的考察

清代史家深受东林、复社门户成见的影响,在南明史著述中塑造了一批"奸臣"的负面形象。田仰虽有坚持抗清的事迹,但因与马士英关系密切,也被党社人士和后世学者视为奸臣。钱海岳《南明史》沿袭了传统观点,将田仰列入《奸臣传》。部分后世南明史著述为贬斥和丑化"奸臣",存在着不少歪曲史实之处。这些著述对田仰的抗清活动着墨甚少,并杜撰出他的若干负面事迹,使其形象遭到了彻底的奸邪化。     

明清两淮盐务道员建置新考

盐务道员是明清政府为管理食盐产销设立的重要职官。万历末年,明廷为催征盐课以供辽饷,先后创设整饬、疏理两淮盐法道。天启以后,党争剧烈,道臣清理盐法成效不彰,崇祯朝致力恢复运司专管盐法的旧制。清代重新调整盐官制度,合并运使、盐道为“管盐法道运使”,又新设监管场产的“分巡盐务道”和职司岸销的“通省盐法道”。盐务道员由朝廷差遣官变为地方盐务机构,与专管盐课钱粮的运司衙门共同成为包衣盐差的直属办事机构。皇帝为独揽两淮利权,又令两江总督兼总理盐法,与包衣盐差相互制约。道光年间,盐差因整顿不力奉裁,盐政改归总督管理。咸同军兴以后,运司、盐道的职权被招商、督销等局侵夺,两淮利权遂归总督,成为晚清督臣专权的财政基础。     

避暑山庄初建时间及相关史事考

避暑山庄初称热河行宫。其始建时间在清代官修史籍中无载,私家笔记和现代学者其说不一,似无从定论。本文在参阅史籍和清宫遗档的基础上,认为热河行宫肇建于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1703年9月4日),并对其始建时期的相关史事作出考定。     

明代宫廷画家职官状况述略

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称谓不一,任职混杂,史料记载零散、简略,给宫廷画家身份的辨认造成一定的困难。从宫廷内部管理状况来看,画家的官职多样且分散,涉及多个职官体系,官职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虚职,在具体管理方面权归内廷太监。本文力图从明代职官体系和内廷隶属等方面切入,区分辨别宫廷画家的官职与称谓,从而进一步认识明代宫廷画家的身份定位,了解明代宫廷绘画创作的运作状况。     

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

清代学者对子书的校勘、注释不完全排除义理,而对诸子地位的尊贬、诸子学说的阐发,更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从清初相对于理学的异端,到少数乾嘉学者超越以子证经,进而在晚清经世致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彰显价值,发展为"古学复兴"的主体,清代诸子学始终关联时代思潮,成为培育新思想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