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农村改革的几场风雨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农村改革为序幕展开的。30年前,亿万农民以非凡的勇气,奋起冲破“左”的重重壁垒,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我在人民日报农村部工作,对此进行了多次采访与报道。我作为一个记者,见证了这场深刻变革的一些风风雨雨。     

安徽农村改革的来龙去脉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安徽先后进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即“责任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即“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及“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和改革。     

我是怎样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

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在安徽日报社驻六安记者站工作。1979年7月中旬,我从六安地区农业局的简报上看到了一份调查材料,这份调查对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列数了“十大罪状”。     

农村基层经营体制变迁一瞥

在20世纪70年代,四川南部山区有这样一个生产队,它既是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农民生产生活的一个基层组织单位,同时也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期雏形之一。     

对安徽农村两次改革的回顾

安徽是农村改革的策源地。他不仅为全国农村改革带了个头,而且对后来全国的改革开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安徽1961年和1978年两次农村改革,我都在省委工作,对两次改革的起始和中间曲折复杂的斗争,不仅耳闻目睹,而且参与了一些调查研究。现就记忆所及,作一回顾。     

改革离不开民营经济

20世纪70年代,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运行了20多年后,陷入泥潭。中国的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而当农村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城市经济仍有着一整套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     

我参与报道安徽农村改革

1977年6月,我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逆境中相识的万里主政安徽。1977年9月,根据万里的多次建议和要求,我被新华社派为常驻安徽记者,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对安徽的农村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宣传报道。历史的机遇把我推上农村改革的潮头,让我有机会为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农村改革做了一些工作。     

我所经历的安徽农村税费改革

2005年春节前夕,内弟从长丰农村打来电话,要我们回老家过年。他在电话里兴高采烈地说,今年粮食增产,负担减轻,家家收入增多,你们回家看了一定会和我们一样高兴。     

突破口的选择至关重要--中苏改革比较初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苏两国先后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1978年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实行经济改革,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书记后,也引导苏联走上了改革之路.实践证明,中国改革从农村率先开始这个突破口选对了,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为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启蒙作用.而戈尔巴乔夫选择重工业为突破口,这与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对苏联改革的整体进程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20世纪安徽两次农村改革不同命运解析

在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安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先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推行了"责任田"和"大包干"的改革。但是,由于政治背景、群众基础、两代领导人态度的不同,两次改革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责任田"试行失败,"大包干"推广成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借贷状况

农民借贷是农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的衰落使得农民借贷尤为突出。农民借贷一方面反映农民的贫穷,借贷为农民获得生活、生产的资金,另一方面对农民借贷状况分析能够了解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本文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的借贷原因、来源、用途进行分析,以期对这时期的安徽农村借贷状况能有清晰的认识。     

胡开明在安徽

1980年3月我离开安徽日报社记者岗位,调到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开明的秘书。在整整四个年头的秘书工作中,我几乎每天都在开明同志身边。他的音容笑貌,处世为人,他的无私情怀,献身精神,今天历历在目,不由让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与思念。     

我所知道的建国后制宪修宪经过

两会即将举行,修改宪法会是这届两会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学术界在这时候,理应多提出一些问题、多写出一些文章,供代表和委员们参加讨论修宪问题时参考。现在的状况是由于种种原因学者们在这方面研究得少,报刊有关修宪的文章发表得也少。我对宪法——乃至整个法的问题,过去     

我所亲历的亳县农村公共食堂

农村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跃进"期间,我恰在毫县任管理农村公共食堂的干部,亲历了亳县农村公共食堂从兴办到彻底取消的全过程.为使读者真实、详细地了解这段历史,现将亳县农村公共食堂历史原貌作一记述.     

风雨往事——我所经历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新中国农业史上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变革。从那一年起,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斗转星移,时事沧桑,不觉已31年了。那时,我刚刚调任山西省襄垣公社党委书记,荣幸地经历了这场伟大改革的破冰之旅。     

“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据阴发祥遗著《往事今鉴》记载：1979年全国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会议发奖仪式的前一天——12月28日上午,陈永贵到西苑饭店看望山西代表,在带队人住的房间坐了一会儿。他对阴发祥说：“劳动管理上我错了。”就这么一句话,别无反省与自责。这不啻是陈永贵个人觉悟与进步的表现,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结果,是理性的胜利。至此,     

我亲历的 1961 年安徽饥荒

1961年春,我受南京军区卫生部委派,去皖南泾县、即当年“皖南事变”的地方建立一个中药药材种植场。这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然而正好与名闻中外的“三年困难时期”相遇,我的这个使命便有了一些可写的东西。     

回首农村改革三十年——访陈锡文同志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30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今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同志,请他就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党和政府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演变等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     

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