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中黄百家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兼论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建构

《宋元学案》成书第一阶段"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宗羲、黄百家父子,主要致力于学术思想的诠释;第二阶段"全氏修补本"的编纂者全祖望,主要致力于思想史的构建;第三阶段的编纂者王梓材与冯云濠,主要致力于文献校订。黄百家作为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贯彻其定下的编纂原则与思想史观,在编纂《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做了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师承关系的辨析、历史记载的考证、思想史的建构与诠释等方面的工作,从而提高了全书的学术价值。黄百家突破了程朱理学的道统框架,建构了比较完备的宋元儒学思想史体系。其评论贯穿了清代浙东学派推崇学术创见、道德与学问并重、折衷朱陆各派思想的一本万殊思想史观,以及学问优先于地位的纯粹学术态度。     

两种《宋元学案》黄璋校补稿抄本再认识

对比两种《宋元学案》黄璋校补稿抄本与通行百卷刻本,可解决一些遗案,亦能纠正相关讹误。余姚本共有学案五十七个,非五十二个。傅图本大体以余姚本誊抄而成,不过内容互有增删。百卷刻本在学案署名上存在前后抵牾及误判,而傅图本对一些案语的归属,也有疏误。稿抄本的存在,有资于增补、校勘通行本的讹罅,也有裨于观测学术史轨迹的变动,对重新认识《宋元学案》有重要意义。     

全祖望的史学与“七校”、“三笺”

全祖望是清代前期著名学者,曾补撰《宋元学案》,向以史家著称。他作为史家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出发,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多有创获。本文即就上述三个方面,探讨全氏在史学以及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     

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

《宋元学案》是一部比较全面地综合了宋元时期各学术派别的思想资料,并以学案体的形式加以编纂的学术史专著。其规模之庞大、材料之翔实、体例之严整,均超迈前此的学术史著作。因此,有必要从学术史编纂学的角度,对这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等问题加以研讨。一、《宋元学案》的编纂《宋元学案》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成书于一时。它系由黄宗羲始纂修于清康熙十五至三十四年间(1676—1695年),后经其子百家、私淑全祖望续修,又经同郡王梓材、冯云濠校定整理,才成为百卷定本的。从宗羲草创此书至最后编定刊刻出版,历时近两个世纪。《宋元学案》初无定名,称法不一:或称《宋儒学案》,或称《宋元儒学案》,或以《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分称。直至道光年间,王梓材、冯云濠校定此书时,鉴于全祖望“所定《序录》,自宋及元,合为百卷”,才合称《宋元学案》。尽管《宋元学案》非出自宗羲一人之手,然而其草创之功,自不可没。他为本书发凡起     

“学案体”研究现状述评

如编年体、纪传体等史学体裁一样,“学案体”在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清儒学案》、《百年学案》等学案体史籍,不仅展现了一个阶段儒家人物的思想特点,勾勒出学术流派的发展脉络、传承关系及学术宗旨,而且反映了该时段学术的整体面貌,具有学术总结的性质。因此,学案体著作对儒学文献尤其是理学文献的保存,对当代及后世的文献编纂所具有的总结、借鉴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领域的价值亦不可忽视。     

论黄宗羲的学术史观

明清之际,以社会的剧烈变革为背景,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进入了总结、整理的时期。如果说,王夫之主要对古典哲学作了较为全面的反省,顾炎武着重在经学上开一代学风(奠定清代朴学之基础),那末,黄宗羲的注重之点则主要在学术史。黄宗羲曾对宋元及明代的学术思想史作了深入的考察与整理,他的《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由黄百家、全祖望续成)之系统与精深,是前     

《宋元学案》纂修拾遗

《宋元学案》纂修拾遗陈祖武清人修《宋元学案》,自康熙间黄宗羲发凡起例,其子百家承其未竟而续事纂辑,直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迄于道光中再经王梓材、冯云濠整理刊行,成书历时近一百五十年。以往,论者于黄宗羲的创辟之功多所表彰,而相形之下,对黄百...     

王安石江宁讲学考述

宋代儒学的复兴与私人讲学密切相关,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从宋初三先生一直到南宋朱熹。私人讲学之风始终不绝如缕。有时则蔚为大观。它以其自由、灵活和多样性的教学,为宋代政治化培养了一批批社会精英。并直接在义理层面上推动着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王安石在江宁的讲学就是其中之一例。《宋元学案》及《补遣》对此语焉不详。因此本不惮烦琐,略加考述。     

宋元宗族谱系的构造——以徽州程氏为例

中国近世谱形成于宋元时期,以族谱为其主要形式,文章以徽州程氏族谱为例,对宋元时期宗族谱系的构造进行分析。徽州程氏族谱可分为本宗谱和氏族谱两部分,两种谱系是建立在族与氏族区别的基础上,以名族为本位结合在一起。本宗谱系的构造特点是宋元时期族亲属关系的反映。氏族谱系则是追溯姓氏来源,通过神祖祖先的历史化和世系化,确立氏族的名族地位。     

百年全祖望研究综述

全祖望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百年以来,有关全祖望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是理清了其生平事迹和创作情况,整理出版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二是揭示了他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和增补辑《宋元学案》的历史贡献,三是充分论述了全祖望史学思想的特点和成就。但是,对于全祖望经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研究,尚比较薄弱。     

宋元明清时期山西铁矿业的分布

宋元明清时期山西是北方重要的产铁大省,铁矿开采规模很大。在宋元时期,开采点仅集中于几个地区,但到明清时几乎遍及全省各地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元“集注批点杜集”成书及其价值发微

宋元之际罗履泰序、署名彭镜溪集注的《须溪批点杜工部诗注》以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为底本进行删削,补入刘辰翁批点,被高崇兰编、署名刘辰翁批点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扬弃。高本以蔡梦弼本为底本形成初稿,然后引入黄希、黄鹤《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为参考本形成定稿,大量误读"梦弼曰"注文。署名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受高本启发,径以《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为底本(篇目编次框架用《门类诗》),同时参考蔡梦弼本。徐本对底本、参考本先后主次关系的选择恰与高本相反,故能纠正高本对"梦弼曰"注文的误读。高本是宋元之际"集注批点杜集"的枢纽,上承罗本,下启徐本。总的看来,罗本初创而失之粗略,高本化用《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系年为篇目编次颇具用心,徐本辨识注文最为准确。结合高本编次与徐本注文,可以形成宋元"集注批点杜集"最佳新本。     

宋元时期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考古学观察

对东北亚地区的海上文化交流是宋元时期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东北亚沿海地区发现的大量宋元文物,不仅从实物的角度见证了这些地区与中国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也反映了宋元时期海上航线和港口的变迁。     

《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

一、汇集几代人的心血而撰成《宋元学案》计有一百卷,与《明儒学案》同为学术史的巨著。它的主要撰著者是黄宗羲、全祖望二人,而这部著作的完成又凝聚着更多人的心血,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这在众多史书中也属罕见。黄宗羲(1610—1695年)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清之际卓越的思想家,渊博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抗清志士。他的学术同其政治经历密切相联系。清兵南下时,宗羲在家乡浙江募义兵抗清,后退入四明山自守。还曾随冯京第到日本乞师。清朝当局对他悬赏缉捕,只得隐伏     

宋元墓葬中榜题、题记研究

宋元时期墓壁上的题刻文字,称之为榜题和题记。它们是研究当时丧葬观念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文字资料,是现今所见到的最原始的宋元民间书写形式。榜题与图像相配,用于解释图像、指示图像内容;题记涉及纪年、地理、家族、历史史实等,富含大量的社会历史信息,堪补史籍之不足。     

走进宋元禅宗清规的大门——《宋元禅宗清规研究》评述

<正>作为中国寺院的组织规范和行事制度,禅宗清规可谓是寺院僧众的日常行为准则。而步入宋元时期,这套管理制度则逐渐趋于完备与规范,其中的诸多条例也传入日本并为其僧寺所纳,其影响力可谓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对宋元禅宗清规的研究学者主要有:净慧法师、谢重光、苏军、黄奎、远尘、王月清、王永会、刘淑芬等人,而国外及港台则以忽滑谷快天、释能融以及Yi Fa(依法)等人为代表,这些研究成果虽有一定的分量,但多数还是站在各种规则、名相的角度对之进行     

福建宋元墓葬壁画分布和特点

<正>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比较盛行墓葬壁画习俗,福建三明和南平两地域也不例外。福建宋元壁画较多见白画(即白描)或略施简单色彩的特色,这与中原地区墓室壁画用色复杂有很大不同。壁画墓中普遍出现四神、十二辰人物、守卫的鸡犬神煞、三星等神话传说表现形式,是福建宋元壁画独有的文化传统。此外,福建地区的墓室壁画资料,在中国宋元美术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     

江苏镇江双井路宋元粮仓遗址考古发掘简报

2009～2010年,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对镇江市区双井路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发掘,发现并揭示出宋代漕河、清代关河河道,元末明初拖板桥,清代京口驿,宋、元粮仓仓基,宋代官署建筑基址等遗迹、遗址,出土宋代带官、昌字的建筑砖瓦及唐至清代遗物,为研究我国大运河漕运、宋元仓储建筑、镇江地域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宋元福建丝织业考略

丝绸是宋元时期泉州港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因为近代福建丝绸多是从江南运来,所以,尽管有一些史料证明宋元时期福建丝织业发达,但许多人仍对此抱怀疑态度。今辑录相关史料,全面论述宋元福建丝织业。由于宋以前有关福建丝织业的相关史料相当零碎,一并辑录于此。     

赵时春《稽古绪论》的思想内容及其学术评价——以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视角

《稽古绪论》是明代学者、文人赵时春的思想性、史论性著作,其撰写的目的是阐发儒学思想、发表历史评论,同时也矫正士风、垂鉴当世。书中的儒学思想以“圣人”为核心,侧重在传统儒学和宋代理学命题,如圣人气象、五殊二实二本则一、吟风弄月等,其史论也以关涉儒学思想的历史人物、事件为主,见解新锐。这些论述虽然其整体难以登上明代学术的一流水平,但于深化传统儒学命题、深入认识历史,都有明显的借鉴、启迪价值。赵时春的学术具有明代学术的普遍特点,他不训释经典字词,不考辨儒学概念,而是一味的义理演绎和历史评论;同时,因擅长于文章创作,所以,即便是在《稽古绪论》这样的学术著作中,也处处体现出其纵横不羁的文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