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中韩文化交流与《剪灯新话》的韩国接受

在中国小说史上,《剪灯新话》是一部对近邻韩、日、越诸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传奇小说,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深入细致地探讨《剪灯新话》在韩国的流传,不仅可以了解特定时期韩国接受中国文学的特点,而且对于当代两国文化交流也具有借鉴意义。前辈徐朔方、     

《剪灯余话》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考辨

1990年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在<古本小说丛刊>(下简称"丛刊")和<古本小说集成>(下简称"集成")中,将<剪灯余话>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天理图书馆藏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剪灯余话>最早的刻本,因此,备受学界关注.笔者拟对此加以辨正,以求正于方家.     

十二卷本《剪灯丛话》虞淳熙题辞辨正

十二卷本<剪灯丛话>是一个罕见的文言小说选本.陈良瑞在<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八集、程毅中在<文献>1990年第2期先后撰文考述.然而,书前武林虞淳熙的题辞并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惟程毅中先生称:"这本书没有编辑者的姓名,但书前有一篇武林虞淳熙的题辞,称编者为'自好子'.……如果不是刻书人冒名假托的话,那么自好子编辑<剪灯丛话>的时间大约在万历、天启年间.因此董康和戴不凡把<剪灯丛话>定为明刻本还是有根据的."很明显,虞淳熙题辞的真伪对于判定<剪灯丛话>的成书有重要启示.     

试论《剪灯新话》的主要人物形象

元未明初文人瞿佑的《剪灯新话》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小说艺术性重要构成之一的人物形象方面对其进行审视:在人物角色设置上,主要角色以男性为多,男主角多为"书生"、"士人",女主角多生长于官宦商贾家庭;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主要是直接塑造与间接塑造;在人物形象特点和内涵上,奇遇类和爱情类故事的人物各有千秋。     

英雄业绩泣鬼神 天翻地覆话沧桑──《中原百年风云》陈列的设计与构思

英雄业绩泣鬼神天翻地覆话沧桑———《中原百年风云》陈列的设计与构思刘康《中原百年风云》陈列,是河南博物院一个重要的基本陈列。该陈列位于河南博物院东配楼的两个展室,陈展面积１３００余平方米。她通过４００余件文物,３６０余幅历史照片以及场景、油画、雕塑、...     

宠辱不惊——悼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1909-2006),1909年1月生于河北香河。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上世纪80年代始,十余年间,相继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津逮》、《流年碎影》、《顺世论》、《散简集存》等著作行世。以其见识之深邃、文笔之独特受到广泛关注。     

李绿园在贵州的行止及创作

1928年,《文学周报》五卷二十五号刊载了郭绍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介绍〈歧路灯〉》。文章一上来就说:“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而不知道《歧路灯》,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作者曹雪芹与吴敬梓而不知道《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这三部差不多同时的长篇著作,而显晦之不同有如此!这诚是近世小说史上一件不平常的事实。”接着,文章将《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几个月后,朱自清又在《一般》第六卷第四号上发表了《歧路灯》一文,认为“《歧路灯》是中国旧来仅有的     

试述般若佛母形象的历史演变

正临江仙料峭江城不解春,席风瀑浴一湖清。叠影再绘楚千景,难剪相思雨,巧织般若灯。漠漠楼兰觅梵钟,潺潺须弥扣心经。何言伽蓝无情城?一函波罗蜜,且幻洛神灵。般若佛母梵文译名Parajnaparamita,藏名Sharpyinma,是由《般若波罗蜜多经》所化现。传说她以这种人形相貌化现在龙树大师面前并从此开始传承后世。《般若波罗蜜多经》     

故宫博物院藏满文本《生绡剪》述考

据《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有满文本《圣孝鉴》藏于故宫博物院。经考证,此书实为清初汉文拟话本小说集《生绡剪》的满文译本。本文对该小说目前存世文本及研究状况进行简要梳理,从音韵学角度对满文书书名加以分析,从皇帝名讳等方面,考证满文译本成书年代为清顺治七年至康熙初年,且仅存写本。而后,作者从入话、回目、内容等各方面分析了满汉文本的不同之处,论述了该满文本的珍贵价值。     

邯郸古代城市研究的几个问题

对邯郸古代城市问题的系统研究,首推侯仁之先生于70年代所撰写的《邯郸城址的演变与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一文。此后20余年间,很多学者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1987年9月在邯郸召开的首届全国赵文化学术讨论会,极大地推动了邯郸古代城市文化研究的深入。之后,《赵国历史文化论丛》、《邯郸简史》、《邯郸历史与考古》、《三千年春秋话邯郸》等专著和一大批专题学术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不仅是对这一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标志着邯郸古代城市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佛教东传与中国的狮子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境内不产狮子动物,但关于狮子的文化艺术却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种产自异国他乡的动物之所以受到中国民众的青睐,与它在佛教中的地位,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     

宋瓷铭文中的佛教世俗化倾向

本文通过对宋代瓷器铭文中有关佛教内容的分析,结合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过程,阐述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尽管目前所知的与佛教有关的宋代瓷器铭文资料十分有限,难以全面解答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问题,但铭文中的内容却无可非议地昭示着佛教进入普通平民的生活后,那种大众化、实用化、民俗化的特征。     

试论佛教对王维的救赎

王维的人生正应验了佛教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佛教对人生的看法及救赎对屡遭挫折的王维颇有启发。佛教对物质、对精神的需求都不能执著,这也是佛教的核心。王维后来与李林甫、杨国忠同朝听命,自然不能执著,正因如此,他才能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安身立命。主观上使自己于身心相离中求得身心的统一。在客观上,这也是远祸避害的重要手段,佛教在王维亦官亦隐的生涯中确实起到了救赎的作用。而安史乱后的四五年,王维虽尽力逃向空门,但其心灵并未真正逃离煎熬。     

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

阿育王塔作为一种极具浙江地域特色的佛教文物,是五代十国时期末代吴越国王钱俶毕生崇佛的集中体现。由塔上铸铭可知,钱俶在乙卯岁(955)和乙丑岁(965)两次范金铸成八万四千宝塔,瘗藏舍利、佛经。阿育王塔实物,多出土于吴越国境内的佛塔,河北定州、河南邓州北宋地宫发现的铁阿育王塔应与钱俶两次进京有关。历代民间仿造的阿育王塔实物,时代以五代至宋为主,塔上多有纪年铭刻。五代时期民间造阿育王塔均分布在吴越国境内,宋代的出土地点仍以五代吴越国故境为多。     

龚自珍的学佛因缘

龚自珍一生研读了大量佛学经典,皈信佛教、崇尚天台,其对佛学的深刻了解使他拓展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并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学术领域。     

从墓志看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

从对唐墓志的分析考察可知,唐代妇女信佛者较多,在家修行的妇女占绝对多数,且相当地分奉佛者为孀居妇女。唐代妇女诵读或抄写的佛典主要集中在金刚般若、法华、涅槃、维摩等经上,尤以金融般若、法华两经为最。唐代妇女祟佛原因众多,其中不少孀居妇女、宫人、宦官夫人、无子和不育的妇女多从佛教中寻求精神和情感寄托。唐代妇女祟佛对社会风尚、生死观念和丧葬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俄藏黑水城西夏水月观音头冠考

俄藏黑水城西夏水月观音所戴头冠为化佛冠,形制有三角形冠和通天冠两种,火焰宝珠、步摇成为水月观音头冠的主要配饰。三角形化佛冠受早期印度佛教和中亚佛教艺术的影响,结合中原佛教、藏传佛教在西夏时期成为水月观音头冠流行样式。由于社会环境影响,西夏观音信仰盛行,佛教进一步走向现实化、世俗化,因此,水月观音菩萨头冠更接近于现实生活,表现华丽。     

郑板桥方外友考略

郑板桥一生与僧人多有亲近,尤“喜与禅宗尊宿……游”,广结善缘使郑板桥加深了对佛学的理解并直接影响到他的人生态度,研究郑板桥很有必要对其交往的方外友有所探讨和研究。     

论释赞宁《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

释赞宁《宋高僧传》承继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唐代释道宣《续高僧传》而作,是记载唐初至北宋初三百多年间佛教僧人精英的总传。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情况离不开佛教史籍,同时佛教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宋传》成为研究唐代至宋初中国佛教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Friendship and love in the lives of two twelfth-century English saints

For twelfth-century religious the vow of chastity did not mean renouncing a rich affective life. Along with the love of God, Aelred of Rievaulx and Christina of Markyate both found room in their lives for profou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several individuals. 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not carnal but to call them ‘friendship’ underestimates their strength and passion. The modern distinction between passionate sexual love and passionless asexual friendship is inappropriate here. ‘Spiritual love’ best describes these relationships: deep and exclusive without being carnal, involving the passions of the soul rather than those of the body. Vitae survive for both Christina and Aelred, and Aelred also wrote several treatises on the subject of love and friendship. The biographers and Aelred himself followed in a medieval tradition of using the language of erotic love to describe spiritual relationships. These spiritual love relationships did not fit the monastic ideal of love (caritas) towards all; they were particular and exclusive (in each person's life, the several relationships were sequetial, not simultaneous). But they do indicate that twelfth-century monasticism provided a channel for the emotions we today connect with erotic love, without the rupture of vows of chastity or virgi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