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吴牛喘月”纹样考释

吴牛喘月,典故出自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一《言语第二》,其文曰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梁代刘孝标注云：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上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清代程允升《幼学须知》卷一明言吴牛喘月,笑人畏惧甚。该典故的本意与寓指甚明,且历来不见有作二解者。那么,在金代被用作器物装饰纹样的吴牛喘喘图案,是取其传统寓意呢？抑或另有所指？这颇值深思。金代的吴牛喘月纹样,主要见于铜镜及定窑、耀州窑生…     

金代“星宿镇水镜”与“犀牛望月镜”“吴牛喘月镜”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把宋、金时期的一种以"牛、水、星、月"纹饰为主题的铜镜称为"犀牛望月镜"或"吴牛喘月镜",但笔者经过仔细辨别和考证,发现前人在这类铜镜的认识和定名上有一些不妥之处。一是宋金时期这类铜镜纹饰中的"牛",既非犀牛,也非水牛,而是镇水神兽"井木犴";二是宋金时期这类纹饰的铜镜并不是"犀牛望月镜"或"吴牛喘月镜",实为"井宿镇水镜"。至元明时期,这类铜镜的纹饰才逐渐简化,直至最后演变为"犀牛望月镜"或"吴牛喘月镜"。因此,我们在鉴定这类铜镜时要仔细辨别,不能盲目地把元明时期的"犀牛望月镜"或"吴牛喘月镜"与宋金时期的"井宿镇水镜"相混淆。本文所说的一些鉴定方法可用在此类铜镜的鉴定上,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陶瓷装饰纹样——“吴牛喘月”考

金代北方著名瓷窑耀州窑和定窑的陶瓷器上,有一种以月亮和牛样的动物为题材的装饰图案,陶瓷考古界将这一纹样定名为“犀牛望月”。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应当是出自“吴牛喘月”的典故。“犀牛望月”,最早见于周朝尹喜著《关尹子》,其中写到:“譬如犀牛望月,月形人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     

宁夏中卫县出土一件汉代博山炉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中卫县文管所在镇罗胜金地张家山清理一汉墓群时出土了一批陶器，此博山炉是其中一件，时代为东汉初期，现藏于县博物馆。 博山炉为夹砂灰陶 。由炉盖、炉盘、柄、炉座四部分组成。通高２４厘米。山峰状盖，有镂孔，盖顶置一小塔。炉盘侈沿，浅腹，圈足与柄为子母扣。炉盘置于一直腹、实心、大圈足的豆形柄上。柄下为一敝口侈沿的平底盘。 这件博山炉组合匀称，造型别致，装饰奇特，设计精巧，做工细腻，可谓独具匠心。它的造型和工艺都可算是已出土博山炉中的佼佼者，尤其在中卫县是首次发现。它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汉代…     

黄陵县发现一件金代瓷枕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陕西黄陵县黄帝庙附近的县委党校在前院挖土时,发现古墓一座,内有一件瓷枕,后交黄陵文管所收藏。瓷枕总长46、高20、枕面宽12公分。造型奇特,枕面上为一个小脚年轻妇女,扎两个小辫,左侧而卧双腿弓曲,左手枕头下,全身用浅塑浮雕合成一整体,枕形花卉装饰是釉下彩。为青釉呈姜黄色,百地碎片,釉质细腻,瓷枕的底部书有“大光十六年五月”七     

一件珍贵的明犀皮漆箱

漆器上的花纹图案和其他工艺品一样,有的有物体形象,如山水人物、花木鸟兽等;有的没有物体形象,但其纹饰却使人联想到行云、流水、松鳞、雨点、星空等。犀皮和洒金漆器等的纹饰,属于后者。明黄成《髹饰录·犀皮》条称:“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斑,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杨明注曰:“摩窳诸般,黑面红中黄底为原法。红面者黑为中,黄为底。黄面赤,黑互为中、为底。”文字简练,但毕竟两家是漆工,毫不牵强附会,比古代几家有关犀皮的说法都切合实际(古代几     

叶县出土一件金代三彩枕

一九八二年二月,叶县水寨公社张侯庄大队社员侯舆轩在挖河时,挖出一件三彩、”枕,经冯先铭先生鉴定,为金代文物。枕高13.5、长30、宽13.3厘米。大体形状是:一婴儿侧身卧于一个长方形托板上,婴儿隐匿在一片荷叶之下,荷叶巧妙地塑为弧形枕面,从两端向中间倾斜,叶面脉络清晰可见,是刻划而成,刀法有力,线条流畅。婴儿头部微微抬起,头上前后分梳,左     

金代南岳祭祀考

金朝与南宋对峙,天下五岳,金朝已有其四,唯有南岳衡山在南宋境内。金世宗时,官方规定,于河南府登封县嵩山“遥祀”南岳衡山。金朝对南岳之神,采取了低调化处理,以流传于河北、晋南一带的崔府君“代祭”之,号称“亚岳”。金朝对南岳的诸种祭祀方式,集中反映了其欲为“中国正统”的政治诉求,这一历史遗产日后亦为元、明两朝所继承。     

一件元代景德镇青花瓷

自50年代迄今发现的元青花瓷器,全世界范围内仅200余件,其中大多藏于土耳其、伊朗、日本,欧美一些国家有少量传世品,国内发现的则全部来源于考古发掘。关于元青花的问题无疑是应该非常慎重的,但我们接触到的民间收藏爱好者却多有收藏。本刊首先选发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周方清先生的一篇文章,以期引发关于元青花问题的讨论。     

金代两朝宰相张浩考

张浩（？～1163）,字浩然,籍贯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渤海人。他历仕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五朝,官至尚书令。他在海陵王和世宗统治时期,任宰相十余年,是金代较为重要的历史人物。     

一件魏晋时期铜镜的保护研究

为了对出土于敦煌佛爷庙湾的一件魏晋时期的铜镜进行保护研究,对其病害特征进行了描述,并对其锈蚀产物进行了检测分析.首先绘制了这件铜镜的病害图;采用湿法化学分析、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XRF)、X射线探伤仪、激光共焦显微拉曼光谱仪(RAMAN)、多晶X射线衍射仪(XRD)和同步热分析仪(TG-DSC)等方法,对铜镜的材质、纹饰及主要锈蚀产物进行了定性分析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该铜镜的材质为铜锡铅三元合金;镜背覆盖着精美的龙纹;铜镜的锈蚀产物中都含有碱式氯化铜,并将这些分析结果用于制定铜镜的保护方案.     

晋代墓葬制度与两晋变迁

晋制是继周制、汉制之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考古学意义上的晋制与晋礼的制定关系密切,晋礼制定、施行的过程反映了汉魏晋社会的变迁。洛阳是西晋的都城,都城洛阳晋墓中的洛阳因素代表的墓葬制度内涵应该与西晋制订推行的新礼有关,洛阳因素反映的墓葬制度即为继汉制之后的晋制。东晋时期在都城建康地区逐渐形成建康因素,洛阳因素与建康因素是两晋时期墓葬制度的主要文化内涵。     

大金覆亡辨

自金元之际以来,就不断有人探索金国缘何而亡,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至少有天命天意说、“分别着汉”说、“金以儒亡”说、贞祜南迂说、汉化说等八九种之多。其中“金以儒亡”说与汉化说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在理论上有害。其余诸说,则多是极而言之,就某个具体事件或局部问题而论的。尽管它们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金国逐渐走向衰亡。但其中任何一说,都不是构成金国覆亡的根本原因。金国覆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二,章宗后期、特别是宣宗南渡后的军政腐败加速了金朝的衰亡,这是内因;三,对蒙古、南宋、西夏政策失误,蒙宋联盟形成,决定了金国的最后覆亡。这是外因。     

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下)

第四章 平水刻版印刷业兴盛原因新探 宋室南迁,平阳临汾逐渐代替了汴京(今河南开封)而成为黄河以北地区金朝的刻版印刷业中心,并且一直沿续到元朝.那么,为什么这里会成为金元两朝的刻书中心所在呢?考述平水刻版印刷业(尤其是金代平水本)兴盛的原因,也正是目前版本学界所想要急切解决的问题.     

元代靳德茂墓志考释

2007年,焦作市中站区出土了靳德茂墓志及彩绘陶俑。通过对墓志的考释可知,其与《东庵集》等文献所记载内容较为一致。它们可以验证元朝的某些历史事实。这批出行方阵彩绘陶俑,明显具有蒙古文化特征。这些出土文物,对元代医政、选官制度以及怀孟路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馆藏清代《牧牛图》轴的微生物病害研究

馆藏书画文物易受到微生物的侵害,全面调查馆藏书画文物的微生物病害信息有助于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本研究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楚州博物馆旧藏《牧牛图》轴上黑色污斑和红色污斑处的微生物进行了分离培养和鉴定,并对微生物的酶活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书画文物表面污染物中分离得到13个序列,它们主要隶属于芽孢杆菌属(Bacillus)、裂褶菌属(Schizophyllum)和根霉属(Rhizopus)。酶活测定结果提示:酯酶、类脂酯酶以及N-乙酰-β-氨基葡糖苷酶等胞外酶与微生物腐蚀相关。本研究结果为微生物对馆藏书画文物的损伤机理提供了相关的数据支撑。     

金代书院考

金中后期,在辽、北宋书院发展基础上,受南宋书院影响,金修复和新建了一些书院。本文经考证得出金有书院11所,其中新建书院6所、修复和延续前朝书院5所。这些书院集中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是汉人地区的办学行为。从办学途径看,均为民办书院,其建筑与当地的传统民居相结合,呈现出地域特点和民俗风格。同时概因私家积书之多而建书院,故金代书院藏书亦应不少。修复和新建书院,是金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对后世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书院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金代镇的若干问题研究

金代镇的数目与其系年问题尚无确论,本文经过研究认为,至章宗泰和八年金代存有镇518个,之前曾有镇578个。金代镇的长官职同宋代的镇监,称为"知镇",被纳入国家职官建制之中;镇上另设有同监、巡检、司吏、提控等官员,与知镇共同负责民事、词讼、税收、户口、治安、防御等事务。定居人口的增加和镇市建筑的修建表明镇已具有了城镇的完备形态,并承担着经济、行政和军事等诸多职能。     

东晋漆器艺术——从江西南昌东晋墓出土漆器说起

漆器是指表面涂有生漆的各种工艺美术品,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漆胶质及水分构成。漆器具有色泽明亮、光彩夺目、装饰自如、防腐耐酸、坚固耐用等特点,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兼具,是我国二种古老而优秀的传统工艺产品,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从“共管”到“统合”:1644-1951年四川牛华溪区划变动研究

牛华溪是因盐业开发而兴起的共管市镇。民国时期牛华溪爆发了长达17年的区划纠纷案,最终引发了自身及犍乐盐区的区划变动。通过把区划变动的全过程还原于历史脉络,发现区划变动并不只是简单的政策导向或利益之争,而有其复杂的内生过程。牛华溪从"共管"走向"统合"的根本动力,是基于市镇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内生性整合力。这种整合力把分属两县的市镇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地域共同体,从而不断推动"统合"的进程。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为牛华溪重构自身所属区划提供了首次契机。民国初年的销岸之争,是地方精英正式提出并归诉求的直接原因。由于"盐区设治"更加符合各方利益,牛华溪并归问题最终被纳入到五通桥方案中而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