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和《宋元学案》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自署鲒埼亭长,双韭山民,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谢山私淑黄宗羲,其学术上继南雷、季野,下开实斋、二云端绪,而又“自辟涂径”,俨成一家之学,实为浙东史学继往开来之大儒。诚如严可均在《全祖望传》中所云:“余观古今宿学,有文章者未必本经术,通经术者未必具史裁,服、郑     

“浙东史学”再认识

自章学诚《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史学精粹

黄爱平:《清代浙东史学的文献特色与传承意识》(《中国文化》2020年第2期)清代浙东史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域流派。本文致力于发掘支撑其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理念,认为深厚的文献基础和自觉的传承意识,是清代浙东史学得以赓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从清初开啓新局的黄宗羲,继武其后的万斯同,承上启下的邵廷采和全祖望,至乾隆时期发扬光大的邵晋涵和为之总结扬厉的章学诚,都极为重视读书,重视文献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鉴别,重视史事、人物、典制的记述,重视史学精神的坚守和史学要义的阐发。     

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宁波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宁波师范学院、宁波市文化局联合主办,中国孔子基金会协办的“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于1993年3月21日至25日在宁波大学隆重召开。这是国内外学术界集中探讨切磋浙东学术有关问题的首次盛会。来自中国大陆、日本、美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60余篇。与会学者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浙东学术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一、浙东学术的涵义、渊源与发展关于浙东学术的涵义“浙东学术”之称,最早出自章学诚。他在其史学名著《文史通义》…     

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之嬗变——以《孟子师说》至《子思子辑解》为视角

黄宗羲的《孟子师说》与黄以周的《子思子辑解》既是儒家文化的经典,又是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成果。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充分展示了清代浙东学者对儒家道统的构建和细化。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清代浙东学派逐渐由对义理的关注转化为对考据的重视,至《子思子辑解》更趋细密严整。另外,在哲学本体的选择上,《孟子师说》立心,《子思子辑解》尊礼,但在功夫修养上,两者皆以“诚”与“慎独”为津梁。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清代浙东学派亦经历了回归当下与还原经典的变迁。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不仅真实展现了儒学思想之演变,而且透露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嬗变的消息。     

邵晋涵史学概述

邵晋涵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清代浙东史学之名将。但长期以来,对他在史学上的贡献,言之者甚少,知之者甚微,故阮元当时即已指出:“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学之正传,博闻强纪,于宋明以来史事最详,学者唯知先生之经,未知先生之史也”(《南江邵氏遗书序》)。其实他在当时的史学界贡献不小,影响颇大,特别是在著名学者当中,深受推崇,就连钱大昕这样的史家,对他也十分敬重,说“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君于国史当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无间言,而知     

万斯同与《明史》纂修

万斯同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大师,他不仅追随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在清代的学术领域独树一帜,而且还以“布衣”身份参与了清政府组织的《明史》编纂工作,为纂修《明史》贡献了毕生精力。对此,人们历来评价很高。但以往的有关论著,往往多泛     

全祖望与《明史》关系探论

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撰《移明史馆帖子》六通,商榷《明史》之《艺文志》、《史表》、《隐逸传》、《忠义传》,由于此期史馆审订《明史》之处甚少,其建议未予以采纳。《明史》刊刻之后,全祖望遂先对《明史》进行纠缪订误、补充史料,撰写了大量墓志传状题跋之文,极力褒扬明末清初抗清人物的忠义气节,充分彰显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治史风格。深入探究全祖望对《明史》之检讨,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全祖望史学思想和治史特色,还有助于深入研究清朝官修《明史》之得失。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刘咸炘史学思想初探

刘咸炘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人物。其所著《推十书》凡二百三十五种、四百七十五卷,其中涉传统四部之学及现代哲学、史学、文学、目录学、书学等领域,饶富创意,惜英年早逝,加之身处川西,著作未能刊全,导致其学术思想隐而不显。刘咸炘属于天才型的学者,接受传统教育,却又对西学保持开放态度;一生未出四川以外之地,却又不囿于地域之见。其学术思想以史学为其核心,具批判性,除传承家学,私淑章学诚浙东史学之外,并将之扩大为察势观风的"人事学",形成所谓宏观史学的特点。本文非全面性对刘咸炘史学的论析,将从其中重要的史学作品中,一窥其史学思想的宝贵价值。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夏燮史学成就述论

有清一代安徽史学,影响与成就虽不及浙东,然史学大家亦不乏其人。夏燮便是一位能媲美浙东诸杰的史学家。少承家学潜心治史夏燮,字谦甫(嗛父),一字季理,别号谢山居士,江上蹇叟。安徽当涂人。1800年(嘉庆5年)生,1875年(光绪6年)卒,享年76岁。他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家学的薰陶。其父夏銮是嘉庆优贡生,曾任徽州府训导。学宗程朱,以小学传授弟子,删补陈     

中国学术文化史研究的力作──《浙东学派研究》评述

中国学术文化史研究的力作──《浙东学派研究》评述徐吉军本世纪来的浙东学派研究，始于二三十年代，但以近年为盛，相继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论著。而王凤贤、丁国顺两位先生合著的《浙东学派研究》一书，更把研究推向高潮。《浙东学派研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３...     

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     

黄宗羲和清代浙东史学

黄宗羲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和史学理论对后世都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夷待访录》一书,具有浓厚的近代民主思想,《明儒学案》一书则为学术史研究开了先河,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体——学案体.他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当代文献的整理等也都作出过卓著的贡献.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上承宋明以来浙东学派的优良传统,同时通过讲学,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形成清代浙东史学流派.所以,黄宗羲又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在浙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紧密相关。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肯定古代三《易》之法,以明古代典制不相沿袭;“易”之精义是“变易”;《易》象包六艺,天道在人事之中;反对谶讳与拟《易》之作。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提出历史见解,人类出现与社会人事变化是道的体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提出史学更革的要求;提倡史学的“通”识,史学通识重在求“义”;《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须经世,切于民生日用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继承、发挥《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力求通过历史记载来“究天人之际”。他志在“通古今之变”,更是以《周易》通变思想为圭臬的。《周易》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思想、德治精神及尚贤、养贤思想等在司马迁那里均有所反映。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     

说北宋中期儒学嬗变与史学的变化

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儿于《史通》开篇中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此言深明史学变通之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当然这又不止史体方面的变化。北宋中叶,史学领域受到儒学思潮变化的强烈影响,要求在史著中贯注儒学精神成为风尚。纪传体的唐、五代史的改撰,编年体的《唐史记》、《资治通鉴》、《唐鉴》的产生,均表现了强烈的时代特征。一、史学风气的变化北宋中期,儒学发生嬗变,理学兴起,《春秋》学再大盛,孙复、刘敞、孙觉等人相继而起,诸儒争发《春秋》要旨,或论其“尊王”之微意,或论其褒贬之大法。或论其修身治国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江心力傅斯年在１９２８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主张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厘清它产生的渊源及基本内涵,对于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