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县令任期变动问题研究

任期制是唐代对县令进行管理的重要措施。就制度规定而言,唐代县令任期在三年、四年或五年间不断徘徊,而实际迁转中的任期往往少于制度规定的时间。其原因既有唐虞时期"三载考绩"制的影响,也有唐代统治者选拔人才措施及地域条件方面的因素。县令任期过短对唐代基层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宋代县令兼衔考

宋代县令兼衔众多,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兼衔和区域特殊性兼衔两大类。普遍性兼衔有三:始于哲宗元符年间入系衔之"劝农公事",徽宗崇宁二年至宣和三年与高宗绍兴十三年至孝宗淳熙三年间两度入废之"学事",理宗朝普遍入系衔之"弓手寨兵军正"。区域特殊性兼衔的地方色彩突出,主要包括营田、矿场、盐场、酒曲、商税、市舶、水利、宫观、保甲、兵马都监或监押等。兼衔与差遣(职事官)皆系以权责。对宋廷而言,兼衔要纳入县令课绩,其意义或是赋予或是突出县令部分具体权责,并以此来凸显宋廷治国大政方针的变化。对任职者而言,兼衔可以提高其地位,部分还可增加待遇。兼衔众多,是元丰之后县令系衔冗赘的主要原因。     

两汉县令、县长制度探微

本文结合传统文献和尹湾、张家山新出土之汉简资料对两汉县制中的设令设长问题重新做了全面探讨 ,对传统的汉承秦制之说提出了质疑 ,并在大量统计的基础上对两汉县令县长的设置特点及其分布规律予以了总结 ,得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结论 ,有助于我们对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明代知县的关系网

社会关系是人在共同的实际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犹如一张网,把连人结在一起。这张网不但有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人的心理因素。这就决定人是织成这张网的结扣,在网络内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由此看来,明代知县的关系网不仅是由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构成,而且知县本人的素质和心理因素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整个封建专制政治体系中,知县处于中下层位置,在上下左右的行政和政治、经济关系网内,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又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因此,了解明代知县的关系网,不但会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地方政治制度,而且也会有助于我们窥见     

仁怀县的父子知县

自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复置仁怀县,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311年间,仁怀县先后更换了121位知县。其中有两位知县,却是嫡亲的父子,他们就是谈廷桂和谈仁熙。谈廷桂系江苏省常州府今常州市人,同治七年1868年任仁怀县知县,据说是一个比较清廉的县官。翌年秋天,他奉命调离仁怀。当他途经市南20余里的怀阳洞时,其身怀六甲的夫人因旅途劳顿而提前在洞中产下一子,谈廷桂便给他取了个谈怀阳的乳名。谈怀阳长大以后,改名谈仁熙。据云,亦含有希望他不要忘记其出生地仁怀之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已世袭为云骑尉…     

仁怀县的父子知县

自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复置仁怀县,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311年间,仁怀县先后更换了121位知县。其中有两位知县,却是嫡亲的父子,他们就是谈廷桂和谈仁熙。     

明代知县幕友小考

明中叶以后,县级机构中出现了县官私人聘请的幕友,而“幕厅”一类的名称却并非幕友的办公地点。当为典史帮助知县办理文案的场所。县官幕友的雏形是“主文”,是以衙门中积年书手演变而来的,地位高于书算,其作用是协助县官处理刑名、钱谷一类的政务。     

上海知县卖大粪

晚清时期的上海，老城厢内外的清洁卫生境况很差，人们毫无环保意识。街头巷尾普通市民之家，都无坑厕，只用马桶。每天清晨，自有农民肩挑粪担，上门为每家每户免费清除粪便。上海人叫这些倒粪之人为“倾脚头”，这些倾脚头各有主顾，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如有不明事理的硬要抢占、争夺，粪主必定会与之争执，甚至诉讼至官府。     

上海知县卖大粪

晚清时期的上海,老城厢内外的清洁卫生境况很差,人们毫无环保意识。街头巷尾普通市民之家,都无坑厕,只用马桶。每天清晨,自有农民肩挑粪担,上门为每家每户免费清除粪便。上海人叫这些倒粪之人为“倾脚头”,这些倾脚头各有主顾,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如有不明事理的硬要抢占、争夺,粪主必定会与之争执,甚至诉讼至官府。     

县令巧获帝师墨宝

正翁同龢于戊戌年(1898)四月回到家乡常熟时,已是69岁高龄了。虽说是"开缺回籍",没了官职,可是身为两朝帝师的翁大人,威势仍然非同小可:说不定哪一天朝廷又欲起用,照样拥有炙手可热的权势!何况,翁大人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兼收众长,是不可多得的墨宝!家居无所事事,翁同龢就每天作字十余幅,聊以消     

县令巧断道德案

200年前,福建某县有位汉子,大清早出门去拾牛粪,回家路上,走狗屎运,拾了一包银子,打开一看,有50两。这汉子前瞻后顾,左盼右望,都无人,于是心眼一抹,将银子揣自己兜里了。汉子回得家来,将喜讯告知母亲,但母亲并不高兴,对儿子说：这个钱不能要,失主将这么多钱带出门,多是有急用的。母亲嘱咐儿子在哪里捡的钱,再到哪里去,失主一定会回来一路寻的。按照母亲所说的,汉子早饭没顾上吃,原路赶回,赶到捡钱处,坐在那里等失主,等了大概半晌,失主果然来了。     

一个清朝知县的腐败轨迹

正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陈齐芳出生在广西西平府(今广西百色地区)一个农民家庭,家境不算好,姐弟五人,他排行老三。虽不是书香门第,但陈父望子成龙心切,陈齐芳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聪颖,八股文作得好,很得老师青睐。15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在当地颇有名气,是一个运气很好的读书人,"四书五经"、《朱子家训》之类背得滚瓜烂熟,他特别欣赏范仲淹《岳     

百年知县 两岸同拜

建筑在台湾的曹公墓一衣带水、血脉相连。百年前曾在台湾高雄任知县的中原人曹谨 ,因其勤政爱民 ,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深深地怀念着。在李登辉大搞“台独”的今天 ,台湾百姓自发来到曹谨故里 ,寻拜曹知县的墓地———台胞求助大陆急寻希望回归 ,盼望团圆。正当海峡两岸同胞共同声讨李登辉妄图分裂祖国的“两国论”和“特殊两国论”之时 ,１９９９年８月４日 ,台湾高雄县观光协会名誉理事长林运臣、理事长黄承城、总干事郑温乾等急电河南省旅游局 :高雄县（清朝时称凤山县）清道光年代知县曹谨（道光十七年至二十二年 ,即公元１８３７年至１８４…     

清代知县改教述论

雍正帝即位之初借鉴明制,规定将一些才力不及的知县降改为教职,并定为成例。此后,知县改教之例进一步完善,但在制度实施运行的过程中,某些弊端凸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整饬吏治、慎重铨选、疏通仕途和推行教化的“四难”。乾隆以降的多位皇帝对此例加以限制调整,将作为铨选制度一部分的知县改教延续到清亡。通过皇帝、督抚、读书人及改教者对该例的不同认识,可以窥探其长期运行的原因。而将该例与铨选、科举、学校、治吏等制度或事项联系考察,会发现更加丰富复杂的面相,亦能借此检讨清代国家治理的机制及州县政府职能的平衡与冲突。     

县令巧断道德案

200年前,福建某县有位汉子,大清早出门去拾牛粪,回家路上,走狗屎运,拾了一包银子,打开一看,有50两。这汉子前瞻后顾,左盼右望,都无人,于是心眼一抹,将银子揣自己兜里了。汉子回得家来,将喜讯告知母亲,但母亲并不高兴,对儿子说：这个钱不能要,失主将这么多钱带出门,多是有急用的。母亲嘱咐儿子在哪里捡的钱,再到哪里去,失主一定会回来一路寻的。按照母亲所说的,汉子早饭没顾上吃,原路赶回,赶到捡钱处,坐在那里等失主,等了大概半晌,失主果然来了。     

论唐代县令的选授

县令是所谓“亲民要职”,直接面向社会基层。县令素质的高低,与封建国家的统治效果直接相关。唐代置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而县令品级又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之别。①唐代郡县常有改置,如贞观十三年（639）定簿,凡县1551;开元十八年（730）户部计帐,凡县1573。②知唐代置县数目大抵在1500左右。在唐代290年的历史中,略以每任四考计算,大致应有近十万人担任过县令。在整个官僚机构中,这是一个员数最多的庞大的官僚阶层。县令的主要职掌、政治地位、文化素质以及受重视的程度,都随着统治形势和社会矛…     

县令吴匡(连载)

正修祠、保矿、交游对这份资料我想补叙三点:一是关于郭林宗祠的修缮;二是关于保矿运动;三是其与士绅的交往。(一)关于郭林宗祠的修缮郭泰(128—169),字林宗。介休先贤之一,为东汉末太学生领袖,《后汉书》有传,《世说新语》也载入其多条佚闻,品德如颜回,教育弟子如孔子,在士林中有崇高的地位,为介休人文的代表。其去世后,会葬者数千人,蔡邕为撰碑,自称无愧。北周武帝除天下碑,而诏     

县令吴匡(连载)

正吴匡于清光绪年间入晋任职,历四县,官至山西布政使,三十余年仕途,经历了晚清的风云变化。本文通过对其生平资料的整理研究,重点讲述其与任职时间最长、任事最多的介休的关联。西泠刻铭经平遥梁绍壮先生的引导,查到了吴匡墓志,证实了百年前与西泠印社的一次交会,是一个兴奋点,现略陈如下:     

清代知县剿匪面面观——以广东三知县剿匪故事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广东三位知县的剿匪故事为中心,揭示了清代基层社会"匪"、"绅"、"官"的关系,为深入认识清代上层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实况、深入认识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上层政权控制与乡村社会自身控制的连接,做出了有益的研究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