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引起邓子恢重视的“万言书”

1962年5月,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仁能向毛泽东上“万言书”,保荐“责任田”（即“包产到户”）,已广为人知。而在同一时期,安徽省还有一批农村基层干部上书毛泽东、党中央,保荐“责任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宿县符离区委书记武念兹和全体区委委员的“上书”。邓子恢收到这份“万言书”,十分重视,立即派员前往宿县符离区进行实地调查。     

参与推行“责任田”的回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农村成为“大包干”的发源地。人们往往把“大包干”同安徽1961年的“责任田”联系起来,于是在出版物上有关“责任田”的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多起来了。这些材料,我都愿意看,因为当年我也曾参与过这件事。在看的过程中,也启发我把自己的点滴经历写出来。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基本内容是以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为重点,包括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在内的“五风”,规定了12条政策。安徽省委为了贯彻《紧急指示信》,对“五风”刮得比…     

邓子恢保荐责任田

1960年代,围绕责任田问题,中共中央一直有着比较激烈的论争,这其中,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保荐责任田》,更是一波三折。他数次谒见毛泽东,直述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说“我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他据理力争,却一再被斥为“右倾”、“刮单干风”。40多年后回顾这场风波,仍然引人深思。     

宿县三级干部联名上书保荐责任田

1962年上半年,安徽省宿县出现两件联名向毛泽东主席上书保荐责任田的事。一件是以符离区委书记武念兹为首的全体区委委员上书,一件是以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德群为首的三级干部联名上书。前已经多次作过披露,后则鲜为人知。本就所查所访得来的资料,对后作一记述。     

“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来龙去脉──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

大跃进时期,安徽是受左倾错误折腾的重灾区,出现过“重新挎起讨饭篮子”“背井离乡”的惨景。1961年,安徽实行责任田,大范围成功。不久,却遭受无情打击,责任田被迫彻底“改正”。1977年6月,万里主持安徽工作,大胆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安徽农村重又“风调雨顺”,始有“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流传。责任田的内容很简单,可是,它在安徽及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风雨却是非常复杂和惊心动魄的。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本文所要触及的深义。     

关于公车上书的经过和主要内容

康有为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1898年6月)前,曾上书七次。第一次上书,是在1888年1明(光绪十四年九月),这年康在北京应顺天乡试,由于没被录取,是以布衣资格上书的。这次上书除了陈述国际形势及中国危难而说明必须变法的道理外,主要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上书批评了顽     

西北访古到齐家

炎帝祠 我一路寻古,到了陕西宝鸡,拜诣炎帝祠。从姜城堡至天台山建有多处仿古牌坊,上书“炎帝故里”、“神农之乡”、“神农门”、“人杰地灵”等。     

张闻天关于"包产到户"的笔记

1962年7月,张闻天在酝酿、写作“集市贸易意见书”的同时,还思考了有关“包产到户”的问题。在经济困难时期,安徽、福建等地农村干部群众,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渡过难关,保存生命,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怎样看待“包产到户”,引起党内重大争论。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成为主流。采取了纠正、强扭的办法,但纠正了一个时期,农民不满的很多,部分地区“包产到户”继续发展,“责任田”反而扩大了。     

林彪为彭德怀“洗冤”真相

看到这个题目,读也许会感到很奇怪：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而上书,结果触怒了毛泽东,遭致残酷无情的批判和打击。在围攻彭德怀的这幕历史丑剧中,林彪扮演的乃是一个急先锋和凶恶打手的角色,他怎么会为彭德怀“洗冤”呢?说起来,这段历史要追溯到红军长征时的会理会议。     

北京的云南会馆与袁嘉谷往事

1898年3月27岁的袁嘉谷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当年的会试,因参加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及给皇帝“上书言滇事”而名落孙山,只得返回昆明。据他的纪念文集介绍,当时他就住在珠巢街的云南会馆内,这是当时云南学子进京赶考的首选住处。     

《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邓小平与安徽经济体制改革

1959年至1960年问,安徽农村同全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问题。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冷静地总结分析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扭转危局、复兴农村经济,光靠反“五风”是不够的,必须彻底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在深入基层认真倾听农民意见之后,省委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取得了成功,后又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态支持,于1961年在全省范围内试行了“责任田”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试行一年,粮食大丰收,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了制止。正当省委意欲继续推行“责任田”时,1962年2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试行“责任田”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免除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责任田”被强令改正。     

四牌楼残存在中大

广州中山大学的校园中,孤独地竖立着一个石牌坊,上书“乙丑进士坊”几个大字。对这牌坊的来历,知情者并不多,而关于这座牌坊的几“兄弟”以及它们和“解放路”的渊源,就更少人明了。     

60年代初安徽实行责任田始末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由于工作失误，我国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局面。安徽是重灾区。为扭转这种形势，中共安徽省委大胆推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责任田。１９６１年全省８５％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责任田对转变困难局面起了巨大作用，虽然历时不长，...     

“公车上书”新解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词书,一般将“公车上书”解释为: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来就以“公车”作为入京会试举人的代称。“公车上书”是指一八九五年五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在北京应试举人给光绪皇帝上书的请愿。     

国民政府门前的警钟和学生请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突然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下令撤兵,实行不抵抗的投降政策。在全国人民无限愤慨、各地学生游行示威的一片抗战声中,国民政府门前出现了一个“中国警钟会”,在国民政府对面大照壁前的一棵冬青树上挂了一口警钟,钟前竖了两幅白布大标语,一幅上书:“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督促政府,立即出兵。”另一幅上书“中国警钟会”五字。(口当)(口当)(口当)(口当)的钟声昼夜不停,风雨无     

丞相斗不过太监

李斯被腰斩前,悲怆地拉着他儿子的手说:“我想跟你一道牵着黄狗在老家上蔡东门打兔子,还能做到么?” 李斯做不到了,他被赵高所杀,还被夷了三族. 浏览一下秦的统一历史,不能不提到李斯的功劳.李斯后来在狱中想给二世上书,文章的内容都写好了,开篇就说“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然后列举了自己为国家而竭忠尽智的种种作为.     

“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一

长期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之中,种种问题,争鸣甚多。唯独于其中“公车上书”一节,殊少异议,呈现这种局面,主要因为已有“成论”。此种“成论”,概括起来有四点: (一) 以为“公车上书”者,即是“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或至少由康氏领导此大联署、大上书。 (二) 因而认为“公车上书”运动,“是由维新派领导发动的”,而“维新派”即康(有为)党也。 (三) 因而认为康氏《上清帝第二书》即为该运动之纲领文献;而该《书》“着     

张学良与中国首家民族矿业的往事

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是由清朝洋务运动主要倡导者李鸿章上书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所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地方煤矿,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百年中兴,百年沧桑,最早的由官僚、富商和地主合资的“山东峄县中兴矿局”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几经演变,到了清朝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