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评析

一、引言：关于《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三种版本清乾隆十二年（1747）问世的满文本《钦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下简称《典礼》），堪称为满族萨满教的经典之作。《典礼》的颁布，使宫廷萨满祭孔臻于完备，使民间的萨满信仰有所遵循，这是满族萨满教趋向成熟的表现。三十年后，汉文本《典礼》得以柔行。据乾隆四十五年大学士阿桂奏称：“查《满洲祭扫》一书共六卷，钦奉谕旨令臣阿桂同于敏中译汉编入《四库全书》…··”。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载，汉文《典礼》系“乾隆四十二年复诏依文盲释，译为此轶”。②可见，收入《四库全书》…     

清代紫禁城坤宁宫祀神音乐

坤宁宫祀神是满族传统祭祀活动在清代宫廷中的延续,也是爱新觉罗家族信仰在皇宫中的存留,与堂子祀天有密切联系。《清史稿》云:“坤宁宫祀神,昉自盛京。既建堂子祀天,复设神位清宁宫(在沈阳故宫)正寝。世祖定燕京,率循旧制,定坤宁宫祀神礼。此记固属简明,然未臻详确。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祭神和祭天虽为两事,有很多不同,但     

漫话满族祭天享鹊习俗

满族曾是信仰多神崇拜的萨满教的民族。其以天神为最尊,故而上自清宫大内,下至庶民百姓,皆有立杆祭天享鹊之俗。《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载:“我满洲,自昔敬天与佛与神,出于至诚。故创基盛京即恭建堂子以祀天,又于寝宫正殿恭建神位以祀佛、菩萨、神及诸祀位嗣,……满洲名姓,亦均以祭神为至重。”在沈阳故宫清宁宫前立着一根朱红木杆,有丈余高,顶部有一碗形之物,木杆置于汉白玉基座上,这便是满族宫廷用来祭天享鹊的索伦杆。而在一般寻常满族人家,此俗亦颇为盛行。据《呼兰府志》中载:“满洲宅院东隅立杆一,高数丈,名曰索奠吉杆,又曰祖宗杆,上悬锡斗,贫者用木斗”。在满族人普遍崇奉的祭天享鹊习俗中,有着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和氏族生活的遗迹,同时还反映出满族与其他北方民族相互间的融合与影响。     

纳西族祭天古俗

在我们纳西族人中,至今流传着这么两句口头禅：“纳西美布若”,意为纳西族是祭天的子民;再一句是“纳西美布迪”,意为纳西人古往今来看重祭天古俗。 据纳西族老东巴介绍,纳西人的祭天,分为大祭天和小祭天,大祭天在正月举行,小祭天在每年农历七月举行。两种祭天活动,虽有一些区别,但内容却是一样,气氛也一样肃穆庄重。祭天有两种形式,远古的纳西部落大多是同一个姓氏的部落共同在一个祭天场举行;居住分散的村落,则单家独户进行。纳西古部落有束、叶、和、梅四大部落,分成普督、古许、古展等若干祭天群落。无论哪个部落,祭天…     

乾隆御用戳纱绣夏朝袍

朝袍是清朝皇帝举行登基、大婚、万寿圣节以及元旦、冬至、祭天、祭地等重大典礼和祭祀活动时所穿的礼服(图一)。这种朝袍由披领、上衣、衣袖、熨褶素接袖(满语称“赫特赫”)、马蹄袖端、腰帷、襞积、衽、裳等组成(图二)。据《钦定大清会典·礼部·皇帝冠服》载:朝服色用明     

木氏土司的价值取向

纳西族古代化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敬天法祖”,每年正月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李京《云南志略》即称：末些蛮“不事神佛。惟正月十五日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这祭天当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产物,且男女均可参加,束缚甚少。但发展到明代以后,除祭天地之外,还增加了“王”(君王或木天王)。且只许男子参加。这反映了“王权”观念进入祭天大典,也说明了父系制度的确立与女权的下降。     

从清代的宫中祭祀和堂子祭祀看萨满教

清代的宫中、堂子祭神祭天,是满族萨满教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显示了皇家祀典的若干特色,又具有满族祭祀的一般形式。乾隆十二年官修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又以皇家祭祀为模式,作为满洲旗人祭祀的基本规范,因而它应是萨满教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拟将宫中、堂子各种祭祀的基本状况作一介绍,为皇家与民间萨满教的对比研究提供一些线索,并试图通过总结其特点,对萨满教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变化作尝试性的探讨。     

袁世凯祭天：天坛的最后一次典礼

天坛作为祭天之所,最后的使用者是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1914年冬至,他在此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为他策划中的登基称帝做了一次彩排。尽管复辟帝制遭到了可耻失败,但在此之前,袁世凯希望通过天坛的祭天仪式唤起国人的拥戴。当时许多国外记者对这次祭祀进行了拍摄报导,也为后来的世界遗产——天坛记录了最后一次典礼。     

论清前期冬至祭天的政治内容

人类学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祭天是人类大多数民族都曾有过的礼仪。但是由于时代、观念、文化的差异,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清入关前,满族的祭天活动跟汉族也有很多不同。比如满民族原是元旦堂子祭天,汉族则是冬至圜丘祭天。清入关后,在祭天礼制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清会典》上规定:“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常     

论衣礼与商代周祭制度(上)

衣礼以祖宗配天 ,乃夏商周三代国家最重要的典礼。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仅研究商代五种典礼 ,而于衣礼未深入讨论 ,这是本文撰写的重要原因。本文据卜辞 ,探讨商代周祭制度的通例与变例 ,并说明其制度的变迁。商代于翌、、彡祭 ,于祭天之后合祭先公先王 ,即衣礼 ;衣礼之后分祭先公先王 ;其于先妣亦合祭之后分祭 ;翌、、彡祭每种祭典各有六祀统。其祭祭、祭的性质则与之不同。     

论衣礼与商代周祭制度(下)

衣礼以祖宗配天 ,乃夏商周三代国家最重要的典礼。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仅研究商代五种典礼 ,而于衣礼未深入讨论 ,这是本文撰写的重要原因。本文据卜辞 ,探讨商代周祭制度的通例与变例 ,并说明其制度的变迁。商代于翌、、彡祭 ,于祭天之后合祭先公先王 ,即衣礼 ;衣礼之后分祭先公先王 ;其于先妣亦合祭之后分祭 ;翌、、彡祭每种祭典各有六祀统。其祭祭、祭的性质则与之不同     

五代宋初的洛阳和国都问题

五代宋初时期的国都建置 ,历来成为史学界所争论的问题之一。日本学者久保和田男的《五代宋初的洛阳和国都问题》一文 ,从郊祀功能和象征性两个方面 ,对这一时期的国都建置做了深入探讨。文章认为 ,在都城的南郊祭天 ,是中国古代国都的重要机能 ,而五代前期 ,各王朝大都在洛阳的南郊举行祭天典礼 ,故洛阳要优于开封。至后周时 ,郊祀则在开封举行 ,遂使开封的国都机能更加完备 ,奠定了宋都开封的基础。又从作为国都的象征性机能这一视角切入 ,论述了由洛阳表现为宅舍壮丽到开封表现出军事武力的都城景观之变化。     

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洪/鸿祀”考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因“天文失度”欲行“洪/鸿祀”,遭臣下谏止,未果而终。“洪/鸿祀”当作“洪祀”,典出《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意即大祀,万民有过,天降六沴,天子以格祀之礼大祀五精帝求得谅宥。因经典依据、具体仪注与先代故事缺位,“洪祀”至东晋时已为杂祀,唐修《晋书·哀帝纪》“史臣曰”强化了杂祀色彩。《通典》杜佑注可证中唐时人对“洪祀”的理解已偏离原典,转变为与鸿雁相关联的“鸿祀”。“天文失度”当指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太史禳祈则指合朔救日礼。升平五年、隆和元年灾异指向,哀帝十二月日食诏及“桓公入石头”童谣,源头皆指向桓温僭逾。哀帝正是以日食为契机,借口合朔救日无效,欲行“洪祀”,意在表明桓温为灾异源头,而他则作为万民代表祭祀五精帝,求取谅宥的同时可端正承统,稳固元、明、成帝再至己的中兴正统谱系。在此意义上,“冀以免咎”实是哀帝欲颉颃权臣,维护积弱皇权的真实心态写照。无果而终后哀帝方回归下诏救日礼,后改元兴宁,并亲行宣示皇权的藉田礼。     

也说《周礼》“柴”与《楚辞》“些”

本文从商代祭天帝的火祭“帝”、“”、“”谈起 ,在考察商、周祭祀承继关系等基础上 ,论证了《周礼·大宗伯》所载“”、“柴”、“燎”都是周人的祀礼 ,认为《周礼·大宗伯》的有关文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认为周礼柴祀日月星辰是西周“天”的观念产生以后的产物。并对柴祀可能为古东夷的“特产”提出了怀疑 ,否认了《周礼》“柴”与《楚辞》“些”同义 ,否认了《楚辞·招魂》中“些”可能是“柴祀”之“柴”的说法 ,重申了《招魂》“些”只是一个语辞 ,认为在楚俗招魂中 ,“些”声音的运用比它本身的词义重要     

《满文老档》所见满族早期祭天礼俗考

满族祭天之礼由来已久,但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前后的祭祀却有极大区别:前期祭天保留较多传统特色,尤其受萨满教影响颇深;后期祭天逐渐向中原汉文化靠拢,逐渐制度化、程序化、繁缛化.《满文老档》翔实而可靠地记载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登基时期多次祭天活动,以《满文老档》中的记录为主要佐证,对满人早期祭天的原因、仪式、过程、所用物品等予以考证,可以对满人早期祭祀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关于周代郊天的地点、时间与用牲——与张鹤泉同志商榷

读张鹤泉同志的《周代郊天之祭初探》一文(以下简称《初探》,见《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颇受教益。但该文对于周代举行郊天礼的地点、时间与用牲的说法,我们不敢苟同。下面提出一些个人的浅见,与张鹤泉同志商榷。关于周代举行郊礼的地点《初探》认为周代郊祀“具有明确的地点”。《初探》说:“周代的郊祀一般是在周都城的南郊举行。在郊中,专门有为祭天而设的坛场。”并认为这“坛场”就是     

独龙族“剽牛祭天”

“剽牛祭天”仪式是独龙族最庄严最热闹的庆典,通过“祭天”仪式祈求上天的保佑,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独龙族人们吉祥如意,人畜平安,五谷丰登。     

文王“经始灵台”考

灵台是我国文明社会初期一个祭天观天的宗教场所。文王称王后不久即“经始灵台”,目的是借助“天命”,使自己的王权神圣化。周原甲骨卜辞之“作天位”、“王其往密山升”等 ,可能就是周文王修建灵台、在灵台祭天观天活动的记录。     

《嫘祖研究的补充意见》读后的几点意见

读《巴蜀史志》2000年1期老屯的《嫘祖研究的补充意见》(下称《意见》)后,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特提出几点意见：一、赵蕤《唐碑》不避讳玄宗“隆、基”二字,证明《唐碑》确为赵蕤所撰,非《意见》所言伪作：《意见》言《唐碑》中“典礼之隆”、“奠国基”,犯了玄宗隆基之讳,断言《唐碑》为伪作,从而否定嫘祖故里在盐亭。     

亚鲁王城——“格桑”初探简

在苗族西部方言各次方言和土语区广泛传说着关于亚鲁的故事,在婚丧嫁娶、祭祀典礼、建房造屋、节日欢庆、人生礼仪等不同场合,唱诵《亚鲁王》是重要的仪式性内容。《亚鲁王》与苗人息息相通,以英雄神明的声威切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苗族人在生产、生活、生长过程中的护佑神。在苗族人口传心授的记忆中,这位英雄的王城和战死的地方并不遥远,苗语称为“格桑”。“格桑”在何处,本文试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