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忍冬纹样的特征及时代背景

忍冬纹是随着佛教艺术在我国的流传兴起而出现的一种外来样式,忍冬在东汉末期开始出现在佛教艺术上,南北朝时最流行。忍冬耐寒、耐旱、耐涝,耐盐碱,生命力顽强,这都是它成为古代寓意纹样并被佛家看好的原因。忍冬纹的产生、传播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在传入中国之后,由引进到改造,进而被消融在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吸收性——开放性显示了宽广的胸怀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吸收性体现了健康的机体和发展的潜力。     

南北朝时期敦煌莫高窟壁画忍冬纹样源流与样式

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忍冬纹样共有向上伸展、对称、环形三种经典样式。忍冬纹样源自古埃及,定型于古希腊,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与中国金银花图案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忍冬纹样式。敦煌忍冬纹样式是中西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果。     

北朝扇形忍冬纹样及其西方来源北大核心CSSCI

北朝时期流行的以C形藤蔓为骨架、呈扇形构图的忍冬纹样,包括一般和特殊两种形态。一般扇形忍冬纹样主要存在于北魏中期前后,少许延续至北齐,集中分布在大同周围,零星见于洛阳、延安、敦煌等地。特殊扇形忍冬纹样在前者基础上产生,短暂流行于北魏中期后段,仅见于大同周围。扇形忍冬纹样由来于地中海地区同类纹样,在南欧前5、4世纪发展成熟,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运动,向东传播至西亚、西北印度,进而传入中国并本土化,成为南北朝忍冬纹样系统中与众不同的组成部分。     

敦煌壁画忍冬纹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忍冬纹样作为敦煌壁画中重要的装饰纹样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植物纹样的代表。本文以敦煌壁画的忍冬纹样为切入点,阐述忍冬纹样在中国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分析敦煌壁画中忍冬纹样的造型、构成和排列方式,按形式美的法则设计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忍冬纹样,并运用到敦煌文创产品的设计之中,希望能够为传统纹样在文创产品中的设计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并深入研究传统纹样在文创产品领域中所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北朝忍冬纹装饰纹样的类型

忍冬纹是我国北朝时期广为流行的主要外来装饰纹样,其叶瓣形态有单叶、双叶、多叶等多种,作为一种边饰,它主要被应用在石窟寺、墓葬、器物等装饰之上,这种看似简单的题材,被古代的艺术匠师们演绎得多彩多姿,如：波状形、桃形、环形、龟甲形等。由于忍冬纹的形式富于变化,所以产生出很多的型和式来。而对这些型、式进行分析研究,对北朝的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邺城北齐莲花忍冬纹样与西方相似纹样对比

邺城北齐宫殿遗址出土的方形莲花铺地石,其四角隅浮雕的三瓣花叶图案与法兰克王国百合纹章出现时间相当、形式表现近似。通过对比和追溯纹饰发展脉络,认为西方百合花源于古希腊,原型为地中海地区百合植物。5—6世纪,早期拜占庭世界的百合纹多为辅助纹饰,形态稚拙。6世纪西亚萨珊王朝的百合纹主体地位则更加明确。我国北朝时期的三瓣形纹饰应是随佛教传入我国的忍冬纹的变形。至北魏时期,国内三瓣形忍冬纹相对成熟练达,已单独运用,装饰于菩萨宝冠、璎珞等关键位置。5世纪后期,西方的四射状百合图案、角隅装饰百合（葡萄叶）的方形图案传入我国,发展出中间莲花、四角忍冬的装饰构图,邺城莲花铺地石为典型案例,该图式又于6世纪传入拜占庭,呈现出文化之间互鉴的双向性特征。     

论原始彩陶的装饰纹样及其审美特征

原始彩陶作为中国艺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它特有的审美魅力,从原始彩陶装饰纹样形成因素、类型来看,彩陶上的纹样不仅体现了原始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为现代艺术带来了许多启示。     

敦煌石窟藻井井心莲花图案的探析——北朝至隋唐时期莲花纹样造型的变化

莲花纹是我国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莲花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谓大俗大雅之物。俗可作美食、器具,雅可入艺术境界和宗教化。在佛教传人中国前,物上就已出现荷花图案。如春秋时代的青铜莲鹤方壶上出现了展瓣莲花;汉墓中有也完整的莲花藻井（《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受佛教影响,魏晋与唐朝的器物、雕饰、佛像更几乎都佐以莲花纹饰。莫高窟装饰图案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莲花纹,而且变形和赋彩越来越丰富,正因为莲花与佛教的这深层渊源,才开出以后壮丽的莲花纹时代,并开启了后来植物纹样为主的发展道路。     

吐蕃时期丝绸纹样及其价值考究

吐蕃时期棺板画上人物服饰及丝绸的使用,直观再现了当时对丝织品的应用方式与部分常见纹饰。当代藏族手工艺品存在装饰纹样陈旧、形制与纹样循环往复使用、相互借鉴抄袭等弊端。从吐蕃时期丝织品中提取出的大量装饰纹样元素,既能原汁原味地再现还原与弥补当前藏族工艺美术纹饰中缺失的吐蕃韵致,又能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艺术图像体系部分还原,对现当代西藏美术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意义。都兰吐蕃墓出土了大量吐蕃时期丝绸残件,其中质地为锦的丝织品材质厚实,复杂花纹出现其上的可能性较大,绫、绢等材质则更易出现几何纹样。吐蕃时期缂丝传递出来自中西亚风格的气息与色彩,刺绣则更可能出自中原地区或汉族工匠之手。繝与絣虽有出现,但现已知数量仍较少。国内出土吐蕃时期丝织品有着丰富的材料及类型,对于探究丝绸之路艺术具有进一步整理分析的研究参考价值。     

试论六朝时期的青瓷艺术

中国是瓷器的发明国遥根据考古发现袁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瓷袁到东汉中期从原始瓷发展到瓷器遥六朝时期袁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南方青瓷器烧造的中心地区袁青瓷器既是物质产品袁即以其物质实体满足使用需要袁它又是精神产品袁即以其造型尧装饰和釉色等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袁换言之袁这也是青瓷器所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社会功能遥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袁在南京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六朝时期的青瓷器袁从这些实物遗存看袁不乏高超的艺术品袁进一步佐证了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尧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六朝青瓷艺术已发展到了…     

谈河南宋代瓷器纹样的装饰特色

瓷器纹样是指瓷器在制作过程中以外加的技法手段施以纹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美化器物。中国古代瓷器的纹样装饰,盛行于宋元时期,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常用的纹样的装     

西安东郊出土汉唐时期铜镜的显微结构及腐蚀特征研究

利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仪及拉曼光谱仪对17面出土于西安东郊汉唐时期的铜镜进行检测分析,以研究其显微结构及腐蚀特征。结果表明,汉代铜镜与唐代铜镜形制及尺寸存在差异,主要合金元素含量接近,均属于高锡青铜,基体组织为铸态组织,微观形态大致相同,(α+δ)共析体之间分布呈不规则岛屿状及条带状的α固溶体,冷却速度的差异导致各铜镜基体的组织形态略有不同。铜镜从表面至基体可分为表面腐蚀层、氧化层、自由铜沉积层、腐蚀过渡层及基体,铜镜中铅最先腐蚀,共析体相优先于固溶体相腐蚀,腐蚀后含Sn、O量明显升高。其腐蚀特征与长期埋藏环境特点具有典型对应关系。此结果为研究不同环境中高锡青铜器的微观及宏观腐蚀特征提供参考,为该类青铜器的保存与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求真务实的时代背景及实践指向

本文从时代背景、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向三个向度,分析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重要性,论证了“求真务实“与科学发展观、政绩观、人才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指出“求真务实“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方法论前提.     

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并州地区歌舞文化述略

宋、金、元时期,戏剧,戏曲的产生与繁荣有多种原因,其中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流带来的文化转型是重要历史背景,特别是少数民族少礼教束缚,喜爱并参与、推动通俗文艺的发展为重要的历史动因。历史上,在具有中原与草原地区交流门户地位的太原地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歌舞戏剧的交流,充分体现出上述特征。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梁启超与胡适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两人社会背景迥异,但历史的机缘使他们相遇;梁比胡年长一辈,但岁月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两人在文化事业上的相辅相成。本文拟从两人各自的生命历程中截取其相重合的一段,做一点称之为“比较”的研究,以揭示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两人的分歧与交会。     

青铜器的动物纹样刍议

一、青铜器的动物纹样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夏代晚期,据现在所知,最早出现在容器上的是实心的连珠纹。关于这些纹饰的起源,最主要还是来自于陶器的影响。青铜器的纹饰,在商代中期以前,多是直接雕在模的壁上,后来的往往在模壁上外加泥片,再进行雕刻,这样能产生浅浮雕的效果,同时产生了装饰上的主纹和地纹之分。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主要分为三大类：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其中动物纹,又可以分为怪兽纹和一般自然界的动物纹两类。     

彝族花腰刺绣纹样的审美特征及价值转型研究

精美的刺绣工艺能够让服饰变得有灵魂且有内涵.花腰服饰是彝族尼苏支系的民族传统服饰,因其妇女服饰色彩艳丽,精美大方,所以被称之为"花腰彝族".随着时代的发展,花腰彝族的刺绣功能和图案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本文对彝族花腰刺绣纹样的艺术特征及工艺作深入分析,重点探讨其审美特征中的差异化表现,以此希望推动彝族花腰刺绣纹样的文化传承...     

试论六朝时期的邸

关于“邸”,前辈学者多有述及,如王国维、唐长孺、张弓等先生都对此做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在当代学者所撰写的论文中也有所涉及。但是对六朝时期各种“邸”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对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并对有关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早在汉朝时,历史文献中就有了邸的明确记载。这时候的邸主要分为蛮夷邸与郡国邸两种,是西汉在长安设置的接待四夷蕃客和入京诸侯的专门机构(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 年第 3 期)。唐长孺先生还认为一般的乡人有的也可以寄食邸中;而且到了东汉以后,邸的名称更为推广,至迟在东汉末年市上的…     

六朝时期的博弈之俗

<正>早在先秦时期,博弈活动就成为古代中国一种奇特的社会习俗和文化现象。六朝时期,随着各民族交流机会的增多,各民族习俗文化的融会贯通,社会物质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博弈活动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并形成奇特的博弈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对后来中国习俗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广,仍然值得今天的人们玩味。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汉地佛寺布局论要

佛教自东汉经丝绸之路传人我国,长期处于不断融人华夏文化和人文社会环境的状态之中,并伴随着日益兴盛的大量宗教实践活动,约在隋唐之际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过程。本文关注的就是在佛教初传中国至进入佛教中国化阶段之前的这个重要时期里,汉地佛寺建筑布局的主要演变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