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是遒和卢国祥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书写比较研究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记录呈现了彼时生动的风俗图景,禄是遒和卢国祥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的书写在“基督教中心主义”“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认知的‘碎片化’”“对中国民众思想和情感的观察”等方面具有共通之处;而在“文本体裁”“文本风格”“分析具体意象的理念和思路”“对‘符箓’和‘俗语’的记录”“地域化特色”和“自我批判”等方面又有明显区别。他们对中国社会“他者视阈”的考察折射出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冲击及其回应。同时,二者的著述对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实现了“文化互化”。     

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

由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自称“中国”,以及当时一些政权虽没有自称“中国”,但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并仍被称为“中国”等原因,致使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以后仍然存在复数“中国”的现象。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稍有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作为单数概念的“中国”最终确定下来,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下来。     

影像站

中国股票的历史实际上已有一百多年。从清朝（1827年）“轮船招商局”的第一张股票算起。至改革开放后中国股市“无纸化”前的“氯碱化工”、“中国一铅”和“永生制笔”等。中国股票的历史伴随了几代人。股票带给人们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只有股民自己品尝了。     

张大千与中国文艺复兴

中国文艺复兴关系到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是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久久思考和孜孜探索的重要命题。该文对现代学界纷呈的“中国文艺复兴说”作了表述和解析,并通过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举办所推动的20世纪显学——“敦煌学”的文化现象考察“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解读了敦煌文化遗存与欧洲文艺复兴肇始的种种同比性．进而论证：中国“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成都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翡冷翠城”（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时间在1944年1月,标志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而中国文艺复兴的盛行始于当今。此外,该文首次提出中国文艺复兴“阶段论”。     

“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

本文考察了古典时间名词“近代”和“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化及其给中国史学近代化和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影响 ,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词义的翻新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 ,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 ,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又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时代呼唤中国式经营哲学

10月13日,“2011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如期举行。众多中国企业家不仅分享了“日本经营之圣”关于企业经营和人生的精彩演讲,而且聆听到了南柏先生关于中国式经营哲学的阐述,领略到了“南柏经营哲学”的独特魅力。在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家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南柏经营哲学”的强势登场必将为中国企业家们提供及时、高效的经营方向和经营智慧。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殷商刻辞与中国艺术观念的本源

殷商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也是中国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奠基期。这一时期的甲骨刻辞虽然没有将艺术作为讨论对象,但其中出现的“艺”“乐”“舞”“画”“美”“丽”“丑”“品”“鉴”等字,却勾勒出了后世中国艺术形式和艺术批评的框架。刻辞文字按“依类象形”的原则构成,为“以形释义”提供了可能性。其中,“艺”“乐”“舞”“画”的构形方式,暗示了艺术与原始农耕文明的内在关联,“美”“丽”“丑”关乎艺术评价的维度,“品”“鉴”涉及艺术评鉴的方法。通过与殷商青铜器的相互参证则可看到,摹仿与变形是殷商艺术的创制原则,象征与暧昧是其主导性的艺术风格,自然认知是其对艺术价值的基本定位。据此,殷商时期虽然尚未形成自觉的艺术观,但却为中国艺术史提供了观念的本源。     

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日本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为中心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盛极一时,取代传统日本汉学占据了日本中国学的主流。与日本传统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褪去了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敬畏,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烙印。本文以日本“支那学”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考察知识分子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关系,反思今日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浅谈大学英语写作中“中国式英语”的成因与特征分析及对策

“中国式英语”是大学英语写作中的普遍现象,本文作者分析了“中国式英语”的成因主要是汉语的负迁移,并举出了“中国式英语”的一些特征,最后给出了应对“中国式英语”的对策。     

花花绿绿日伪币 林林总总掠夺证

从笔者收藏的日伪时期部分纸币和一些资料上看,在1931年到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的14年里,为了进行经济侵略,大肆掠夺中国的财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日本军用手票大量涌入中国。同时日本在中国大陆扶持的“满洲国”、“华北临时政府”、“察南自治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等也相继成立了“满洲中央银行”、“察南银行”、“冀东银行”、“华兴商业银行”、“蒙疆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国联合储备银行”等多家银行。     

满洲映画电影王国的戏中戏

满洲映画,“伪满”的电影王国,要通过电影来宣扬“日满亲善”的国策。然而历史是个魔术师,大部分中国影人和进步的日本影人,并不心向“国策”。反而展开斗智斗勇的“戏中戏”。满映实际上培养了新中国的一批电影人才,转身变成“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李绍忠 三年之内一定要上市

继今年的“中国房地产最具价值品牌”荣誉后,融创集团又获得中国房地产“金房”和“金星”两大奖项。荣获“中国金星奖”的融创集团总裁李绍忠,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房地产业领军人物”。对于职业经理人李绍忠来说,得到这个奖项并不意外,这只是他职业化道路上的种种精彩之一。李绍忠承认自己和融创都赶上了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机。在李绍忠看来,未来10～15年,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快速发展的时期。     

孔子：幽默的老人家

“孔夫子是中国的什么家？” “是中国的哲学家。”“不对。” “是中国的教育家。”“不对。” “是中国的思想家。”“不对。” “是中国的文学家。”“不对。” “那到底是什么家？” “是中国的老人家。”     

国 中国的故事

“国”字记录了中国历史的重要讯息：从最初的定居点,到稍后的初级城市,到更加发达的都城,这些被称为“国”的所在,是时代风云的汇聚之地。有“国”,就有“中国”．这个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的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争议不绝。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中国”,与古代的“中国”早已大相径庭。     

再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问题是九十年代初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以及党的十六大召开后,这一问题又有了更深更广的内容和含义,需要我们作出一些新的认识和研究,本从四个层面上,即从“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前一阶段之“特色”与后一阶段之“特色”、“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与其它“特色”的比较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     

中国古代史的主线与体系

中国古代史的主线与体系可以从许多方面去探讨。本文以“民”的演变为主线,指出“民”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从先秦依存于部族到汉唐出现“豪民”,唐宋以来崛起“富民”,近代以来逐渐形成“市民”的历史进程。相应地,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从“部族社会”到“豪民社会”,再到“富民社会”,并走向“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富民社会”是解构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跨越时空的智慧传承——从郑和的“和平之旅”谈中国的“和平崛起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人们不难发现“和”在中国历史以及文化传统中的特殊意义。崇尚“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并铸就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可贵品格。郑和七下西洋足迹所至,秋毫无犯,广架友谊桥梁,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这便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典型范例。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和”这一古老智慧的博大内涵。     

苏公绝唱 草原生辉──从苏秉琦“三部曲”、“三模式”理论看内蒙古古代文化对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

我国已故的考古学界泰斗,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苏秉琦先生,在其遗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对于内蒙古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伟大贡献,给予了完整的论述和高度评价,提高了内蒙古的知名度。在分析了中国近万年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后,苏先生提出了“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论。即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再到“帝国”的三部曲;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有三种模式,分别为：1．“原生型（指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2．次生型（指中原地区的以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