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女人"--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判

1955年,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因主张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速度适当加以控制,被毛泽东指责为“小脚女人”而遭到批判,结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迅猛加快,到1956年上半年就基本上实现了原定l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遗症。《“小脚女人”——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判》对此作了披露。     

1955年“砍社风波”真相

1955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央农村工作部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停、缩、发”的方针和刘少奇提出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采取了有力措施。着手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据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统计,     

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形成

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形成杨基龙邓子恢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从事农村工作。１９５３年初,他由中南局调到中央,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是我国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农...     

毛泽东“停、缩、发”讲话历史真相探源

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著名的"停、缩、发"讲话现在有两个文本,一个是1955年3月,一个是1955年5月。通过对不同文本的史料真实性、佐证性和连续性进行认真梳理,发现毛泽东1955年3月"停、缩、发"讲话或三字方针在历史档案、当年讲话和相关文件中均无任何记载,存在若干疑点。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经济理论依据

1957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是因为他认为1955年以来进行的“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经济建设速度放慢了速度。与此同时,他还阐发了自己的“积极平衡”的经济理论。     

1957:“包产到户“在摇篮中被扼杀

进入８０年代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得到肯定,并作为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载入史册。但是,非经历者则难以置信,“包产到户”１９５６年刚刚出现,次年便惨遭扼杀。罪名是“反社会主义”的“包着糖衣的砒霜”。多点试验：“燎原经验”星火燎原 １９５５年夏季以后,毛泽东为了加快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断然地错误地批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     

“文革”期间的杨成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杨成武和杨勇、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杨得志已先杨成武而去。1955年首次授衔时健在的上将如今已经寥寥。一代名将杨成武,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来临后,也难逃厄运,被吞噬在这场“红色运动”中。     

邓子恢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前后

入京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离鄂赴京,负责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 到北京后不到两天．毛泽东即在中南海约见了邓子恢．同在的还有原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后成为副部长的杜润生。毛泽东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     

戴笠为何不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把自己的警卫团叫“八三四一”部队,因此,社会上有些人说他如何“神”。毛泽东是1893年12月26日生,1976年9月9日逝世,刚好活了83岁。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尔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抓军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前后主政41年。“八三四一”番号与这两个时间吻合。但这个番号,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什么解放初毛泽东征求算命先生意见而决定的,而是与他年轻时一支旧步枪的编号偶然巧台而已。     

邓子恢保荐责任田

1960年代,围绕责任田问题,中共中央一直有着比较激烈的论争,这其中,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保荐责任田》,更是一波三折。他数次谒见毛泽东,直述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说“我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他据理力争,却一再被斥为“右倾”、“刮单干风”。40多年后回顾这场风波,仍然引人深思。     

一份引起邓子恢重视的“万言书”

1962年5月,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仁能向毛泽东上“万言书”,保荐“责任田”（即“包产到户”）,已广为人知。而在同一时期,安徽省还有一批农村基层干部上书毛泽东、党中央,保荐“责任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宿县符离区委书记武念兹和全体区委委员的“上书”。邓子恢收到这份“万言书”,十分重视,立即派员前往宿县符离区进行实地调查。     

陪于光远在马渡调查“公共食堂”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陪于光远在马渡调查"公共食堂"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寻访浙江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毛泽东主席点名批判了邓子恢等全国性“代表人物”,也批判了地方上的一些“小人物”,其中一桩著名历史公案是对浙江所谓“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批判。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这“两个半”是些什么人?被批之后他们的境遇如何?今天,他们又在哪里呢?近年来有些文章、著作披露了此事。《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事情闹到中南海里,毛泽东指着浙江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     

毛泽东委派的返乡调查团

一 建国初期土改完成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那就是:在10年、15年或更长些时间,把4.7亿农民大军组织起来,搞农业合作化。然而不过4年工夫,在毛泽东“促进”思想的指导下,农业合作化高潮像海啸一样席卷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到1956年3月,全国90％以上的农户入社,而且不少是“一步登     

王震扮农民逛市场

王震,湖南浏阳人,1922年参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9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文革”期间,身为农垦部部长的他靠边站了,于是他向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基层走一走,毛泽东批准了。之后,     

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

我在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看到如下的记载： 1975年10月1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戴季英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开除戴季英党籍”的消息。1955年1O月11日,在中共七届扩大的六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能和陈独秀等人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说明戴季英绝非普通人,但他的生平事迹却鲜为人知。     

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已过去整整30年了。“文革”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浩劫,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领导、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文章叙述过。例如有人著文说：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他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毛泽东认为：谁好谁坏,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对干部的一次大考验、大审查。就这样,在放弃了党的各级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就在失控的情况下爆发出来,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甚至可以乱抓人、乱打死人,造成全国的动乱。另方面,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毛泽东震惊,毛泽东想到,会不会他在百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