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新解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词书,一般将“公车上书”解释为: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来就以“公车”作为入京会试举人的代称。“公车上书”是指一八九五年五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在北京应试举人给光绪皇帝上书的请愿。     

《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梁启超与民初政治

在近代中国政治的社会思想史上,梁启超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从1895年公车上书到1929年去世,在这个充满着动荡和变化的时代里,站在上层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立场上,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和宣传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象梁启超这样一位长期在许多领域既有正面又有负面影     

叫板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正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指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图强的事件,被人们视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中国近代草根政治的开端。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另有一小撮守旧派"公车"也在上书,其中打头阵的是一位湖南邵阳籍的举人。晚清以来的邵阳,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虽然"旧不与中国通",却出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一步步把袁世凯扶至皇帝至     

红颜知己 闺中良友——梁启超与贵州籍夫人李蕙仙的真挚情怀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1895年他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与康有为一起在北京组织和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接着在与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他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更是充分发挥了以文字鼓动天下,以文章推动变法的宣传才能。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与康有为一起利用在总理衙门专折奏事,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认为公车上书是由翁同(龠禾)等政治高层发动和文廷式等京官策动、组织的,而康有为、梁启超为参加者。本文对此深为怀疑,因为茅先生的立论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仅为推测;对于一些史料发生误读,所得结论难以成立;某些分析违背逻辑一致性原则,其结论有预设之嫌疑;在论证《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谎话”时,未对反证材料一一辨析,其结论有片面性。本文认为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和京官发动、策动、组织的,而是由举人自发进行的,其中康有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领袖。     

王景弘后裔在文莱——读《清议报》两篇奇闻

近日,笔者在上海图书馆近代史阅览室查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馆藏之《清议报》,心甚喜。该报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海外机关报,报馆设于日本横滨,总编辑为梁启超。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12月23日发刊,旬刊。     

梁启超与陈独秀启蒙思想比较──从个人与社会关系出发

梁启超与陈独秀启蒙思想比较──从个人与社会关系出发张宝明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能够开一代新风,并在其影响下使社会出现一个新形势与新局面的,非本文选择的两位人物莫属了。梁启超、陈独秀两人在年龄上仅差６岁、却分别成为戊戌与“五·四”时期思想上的代言人。...     

梁启超的日本观

梁启超的日本观焦润明梁启超是对日本问题讲得最多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日本观形成于１９世纪末ＺＤ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流行“师日”风潮之时,反映着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基本看法,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另外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梁启超那里,日本事情不过是为其...     

简评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创者。他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旧史学,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梁启超没有随时代前进去发展自己的史学思想,相反地是在惶遽、倒退中最后否定了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从梁启超较全面提出他的史学理论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这一阶段。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写成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书,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首先,他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史界革命”当     

“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论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以《清议报》为中心

梁启超刊发于《清议报》的大量文、论,清楚展现了他提出近代国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效申包胥之哭”,乞师日英,终以失败告终。以此为契机,梁启超开始关注日英对华政策,充分认识到保全即瓜分的本质。而后,他以西方的近代国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果断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全新命题,《清议报》遂成为梁启超输入并阐发近代国家思想的园地。但作为“康党”的“机关报”,《清议报》同时并存着保皇尊王与依靠国民两条不无紧张的独立路径,这既是其“党报”性质使然,也显示出该报的过渡特征。     

康有为纳妾史

提起康有为,略懂历史的人们可能会想起公车上书或者戊戌变法中慷慨激昂的书生来。确实,康有为在近代史上的那些事儿成就了他“圣人”的名号。然而,经过岁月的打磨,康圣人浮出水面的小辫子越来越多,不断遭人诟病。今天就来淘一下——     

从张鹏一日记看康有为“盗经”风波

张鹏一(1867—1944),字扶万,号一翁,富平县董南堡人,陕西近代著名学者.早年以学优入咸阳味经书院,为关学大师刘古愚之得意门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乡试中丁酉科举人,翌年赴北京会试,得以与康有为相识,曾参与“公车上书”及保国会题名.自此师从康有为,为康之及门弟子.     

北京的云南会馆与袁嘉谷往事

1898年3月27岁的袁嘉谷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当年的会试,因参加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及给皇帝“上书言滇事”而名落孙山,只得返回昆明。据他的纪念文集介绍,当时他就住在珠巢街的云南会馆内,这是当时云南学子进京赶考的首选住处。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仅是一位以诗文名世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给予他高度评价：“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善变之豪杰——论梁启超的“多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启蒙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梁启超的"善变",如果不认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其一贯主张,就会造成对他的"误读"。     

是他，抛出了点燃“五四运动＂的火炬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日本态度强硬,西方诸国最后商谈的结果竟然是：日本从德国手中接过对中国山东的控制权。4月30日,有一个人在北京接到了梁启超从巴黎发给他的电报,得知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于5月l日写就《外交警报敬告闲人》的文章,并于当晚送到了《晨报》报馆。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吸取了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百日维新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契机,从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对变法失败所作的深刻的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转变的轨迹。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当他1897年主讲时务学堂时就已萌发,而作为较系统的民权观的形成,则体现在他1902—1903年所写的《新民说》论著中。《新民说》的启蒙意义在于,当资产阶级革     

民国报界奇人黄伯惠

他自幼极具主见,虽为上海巨富,人称“黄百万”,却不甘享乐,接办《时报》;他以报馆为家,开三色套印先河,注重体育报道和社会新闻,终让《时报》与《申报》《新闻报》呈鼎足之势;他两度遇险,婚姻破裂,《时报》停刊,复刊未果,房产被夺,终抱憾赴港。他就是视报业为第二生命的一代报界奇才黄伯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