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帝制自为中的阎锡山

阎锡山与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微妙,不能仅凭文史或口述资料盖棺论定,也不能简单地说阎"投靠"袁或"背叛革命"。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中,阎锡山因时而变,经历了由从众支持袁称帝,观望形势离弃袁,到最后公开抗袁的过程。其间,阎锡山和袁世凯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关系,而阎既不是袁的真正投靠者,也非袁帝制的忠实支持者,他只是受环境所迫及利益驱使与袁进行着社会交易。阎、袁之间的这种交往,更多显示了阎锡山的政治品格及其实用主义的处事风格。     

吴长庆与袁世凯

说到中国近代史,不能不提袁世凯,说到袁世凯,不能不提吴长庆。据吴长庆孙女、吴保初长女吴弱男《见闻录·袁世凯轶事数则》记载,“袁世凯系我祖父(长庆)义子,庶出,行四,我七八岁时曾见之,称之曰四伯。因袁童年好玩不好学,为父所不喜,我祖父则赏识之,谓可以习武,因乞为义子,移居我家多年。值南通张季直在我祖幕府中,即延其课袁读书。袁有胆识,敢于担当,我祖病重,由朝鲜任所,以遗折向清廷保荐,因获任用,由此腾达……”从这里可以知道,袁世凯很小时就到了吴家,是在吴家长大的,吴长庆对袁世凯有培植、举荐之功,且两家有世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气死袁世凯的三个倒戈心腹

<正>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然而,仅仅过了半年的时间,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就忧愤病死于举国声讨声中,时年57岁。关于袁世凯的真正死因,历来有不少说法,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气死说。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的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上载其     

袁世凯的早年

“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历史,不乏记载,近年中华书局所刊焦菊隐的《袁世凯演义》和李宗一的《袁世凯传》最称翔实。而其次女公子叔桢在台湾发表的《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对于袁的家庭和生活内幕,作了很大部分的暴露。独其早年发迹,他的女儿当然不能知道,焦李两书也详略不一。兹据我浏览所及,写了下面的一些,作为焦、李两书的拾遗。 说项城袁家是官僚大地主的世家,实际是从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开始的。袁甲三中了道     

孙中山修铁路与陈毓英当局长

正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曾说过,大总统之位非袁项城(袁世凯)莫属,将来袁世凯推翻清政府后,他会将大总统之位还于袁世凯,因此自己只是"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孙中山兑现诺言,将大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1912年8月,孙中山入京晋见新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受到袁世凯热情而盛大的接待。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两人的蜜月     

梁启超劝阻帝制与袁世凯之回应——以梁袁往来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公开决裂。事实上,从1915年9月到12月,梁启超与袁世凯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一定程度的工作联系。梁启超曾三度给袁世凯写信并向袁递交辞呈和病呈,还两度公开发表文章劝阻帝制运动。梁这样做,既有规劝袁世凯制止帝制运动、打探其对帝制运动真实态度之用意,又有麻痹袁以便于谋划讨袁斗争之效用。袁世凯对梁启超1915年9月1日来信未作回复,但也不便公开对梁施压。梁启超曾说,袁世凯贿赂他20万元,让他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说法不合逻辑。梁10月7日致信袁世凯表示对帝制问题不再"论列",袁复信委婉地表示了称帝的愿望。12月12日,梁启超第三次给袁写信劝阻帝制,同日袁世凯接受劝进称帝。     

袁世凯诡诈有术

晚清社会有一议论说“张南皮有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袁世凯虽非正式科途出生,缺乏传统学问,但他“不学有术”。特别是有一套为官的“诡诈术”。     

阎锡山忆袁世凯

阎锡山的回忆录云:民国3年(1914年),袁世凯修改约法以后(即孙中山的约法同宪法),事实上袁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云,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 袁氏长子袁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候,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明智,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者是另有别图,其中最促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     

孙中山与护国运动

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主张以北方地区为重点,与袁世凯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他主张护国运动应以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为最终目标,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推翻袁世凯;他主张各派反袁势力团结一致,即使发生矛盾也应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在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对各地革命党武装的反袁军事行动进行了指导,帮助各地革命党武装筹措经费,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反袁斗争,为反袁斗争进行了舆论宣传。许多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派遣和指导下参加反袁斗争并作出重大贡献;孙中山对一些护国运动领导人的反袁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民间收藏第一人 张伯驹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提起这个地名我们就会想起窃国大盗袁项城袁世凯,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就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张伯驹从小也和袁家小辈一起厮混,特别与袁克文最对脾胃,风流倜傥、潇洒不羁, 因此也被列入清末四大公子之列,也就是当时最出名的四大玩家。收藏古玩是他们的共同爱好。除了祖上给他金山银海泼天般的家私外,本人也绝顶聪明,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就具备了玩收藏的两大必备条件。     

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提起这个地名我们就会想起窃国大盗袁项城袁世凯,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就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张伯驹从小也和袁家小辈一起厮混,特别与袁克文最对脾胃,风流倜傥、潇洒不羁,因此也被列入清末四大公子之列,也就是当时最出名的四大玩家。收藏古玩是他们的共同爱好。除了祖上给他金山银海泼天般的家私外,本人也绝顶聪明,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就具备了玩收藏的两大必备条件。     

袁世凯发迹始末

袁世凯本一纨绔子弟,科举考试也未能金榜题名,但却在甲午战后得到小站练兵的统军大权,接着荣升山东巡抚、直隶总督,武昌起义后还当上了大总统、皇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能够平步青云,官星似火?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最近笔得到日本有关袁世凯的一些珍贵资料,其中有的记载颇为新颖独到,与过去的说法大相径庭,故而特将其辑录、整理出来,以揭开袁发迹之谜。     

章太炎与袁世凯

懂得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章太炎最初对袁世凯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后来袁世凯复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章太炎开始发表文章针砭之。当黄兴等起兵讨袁的时候,他也发表文章表示支持。     

蔡锷起义与武汉歌谣

武汉有一首儿歌『纠纠辫,打红线,开茶馆,卖汤元;汤元蚀了本,回来打连滚。』 原来民间风俗农历正月十五吃元宵。到袁世凯想做皇帝的时候,觉得元宵(袁消)于他不利,下令改叫汤元。 武汉儿歌所说的纠纠辫,是三五岁小姑娘     

蔡锷入川时的讨袁军用票

蔡锷入川时的讨袁军用票吴筹中我中国钞集内的五张蔡锷入川时讨袁的军用票极为希罕。关于发行此票时的历史资料颇有意义,故而写了这篇小文,以飨读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于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准备于１９１６年元旦,废...     

散叶

<正>唐绍仪亲自护送袁世凯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22岁的唐绍仪因此与26岁的袁世凯相识。当时,朝鲜亲华高官被亲日派打伤,避居海关公署,袁世凯前去探望,正好唐绍仪亲自扛枪,守卫在门口,其勃勃英姿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两人结为知交,袁世凯从此十分关注唐绍仪在政治上的进步,积极提携,一帮一,一对红。更具古典传奇色彩的是,10年后,在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到英国军舰上。     

程潜对联讽刺湖南都督

1916年5月3日,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从护国军根据地靖县出发,经过绥宁、城步、武冈,于5月22日到达邵阳城.进城后,他请友人岳森出任县长.岳森欣然答应的同时,对程潜说:“我在长沙听说,汤芗铭封了刀子,不杀人了,还有人说他也想宣布独立了.” 汤芗铭是袁世凯的死党,拥袁称帝的始作俑者.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后,湖南局势动荡不安,袁世凯便派汤芗铭进驻长沙,出任湖南都督.     

孙中山三识袁世凯

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认识是经过从怀疑、防备到放松警惕，从一度支持袁世凯到彻底认清袁世凯并高举反袁大旗这样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按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从南北和议至1912年8月下旬，这段时期孙中山是怀疑袁世凯的，是防备着袁的；     

孙中山“还位”辨正

史学界在论及１９１２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始终都是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来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所任始终是一有临时总统之名、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系临时承乏。后来孙中山的卸任交印实属“还位”而非“让位”给袁世凯。     

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骗很可能是伪史

正"长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使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支持其称帝",是一则广为人知的近代史轶事,却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首先,袁世凯有多种渠道了解日本对帝制的态度和立场,不会只凭一张《顺天时报》即做出判断。如袁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等,都是袁探察日本对帝制立场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