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由“周孔”而“孔孟”:儒家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圣人之道”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孔孟"取"周孔"而代之,"周孔之道"演化为"孔孟之道",是儒家基于特定历史语境建构话语体系的产物。随着周、孔形象渐趋圣化,汉唐时人多以周、孔并举,包含政治教化与人伦道德两方面内涵的"周孔之道"得以生成。继韩愈"道统论"之后,宋儒建构"性与天道"理论和道统谱系,"孔孟之道"逐渐成为儒学的代名词。统治者藉由教育、祭祀等参与此过程,也彰显出道统与治统的复杂关联。     

论"五四"时期儒家道统之接续

接续是指对儒家道统在承继基础上予以新时期之创发,是接与续的统一.在承继先秦儒家道统论、宋明儒家道统论基础上,现代新儒家吸纳新鲜元素而充实之,以重构现代儒家道统论.异构是接续传统儒家道统,构建现代道统的一种方式.通过对佛学、西学的批判、比较,以求其异,以此来彰显和重构儒家道统."五四"时期,在国内思想界人文主义回归的背景下,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通过反省传统儒学,以宋明儒家道统论为其理论渊源,通过中、印、西之比较而进行批判,分明壁垒,吸纳佛学的思辨体系或西学某些概念,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凸显儒学特质之优长及其现代价值,现代新儒家试图以异构来接续儒家道统,复古有余而创发不足.     

道学缘何成“伪”——清圣祖的“伪道学”批判与康熙朝道学的政治境遇

清圣祖远祧朱熹等宋儒的某种整全形象,近合中晚明以降通经博文的潮流,发挥出博约一贯论。借此,他得以既批判“伪道学”不够博观,鄙陋无文,又批判“伪道学”不够一贯,不务实践。“伪道学”批判使圣祖与前代以“伪学”禁朱熹等人者有异曲同工处;同时,一些道学士人也在政治斗争中产生宋代元祐党人碑、庆元党禁几复现于当世之感。而在对道学士人的边疑边用中,圣祖又渐趋向于否定道学士人的实践能力乃至道学本身的实践价值。在此条件下,为维系崇道尊朱形象,圣祖在将程朱等人视作绝对典范的前提下,将对程朱等人的批评表现为对“伪道学”背离典范的批评。     

儒家“亚圣”名号变迁考——关于宋元政治与理学道统论之互动研究

儒家"亚圣"名号从颜子到孟子的转移,远比人们过去所知的情况要复杂。在中古时期,颜回是长期获得朝野主流承认的儒家"亚圣"。北宋熙丰新政中始以颜孟并配孔子,然受五贤信仰遗留影响牵制,孟子位次颜回,大体可称"亚圣之次"。宋金对峙期间,南北广泛出现两个"亚圣"并称的特殊现象,体现颜孟并配的常识化与理学道统说之初兴。在宋高宗绍兴之训和朱熹《四书》构建的道统话语中,孟子地位及影响渐逾颜子,迨理宗绾合朝野道统论,官方颁示的《道统十三赞》首次舍颜子而独称孟子"亚圣"。随着理学北传,元文宗正式封孟子为"亚圣公",颜回则被改封"复圣公"。儒家"亚圣"名号从颜子到孟子的曲折变迁,映照出宋元时代理学道统论渐次兴起及与政治体制互动整饬的图景。     

李觏的“易学”与“礼学”

历史上有学者肯定李觏学说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学术思想的联系,认为李觏"先于周、程、张、朱数十年,常与范希文诸贤辈上下议论,畅发乎尧、舜以来相传之旨,于是理学大明,儒风蔚起,识者谓濂、洛、关、闽之学,皆先生有以启其绪焉。"这种论说中所肯定的李觏哲学的历史影响,与历史的实际存在一定距离。因为,从北宋道学发展的实际来看,不论是李觏的"礼学"还是"易学",对于周、程、张、朱各家学说的具体影响都十分有限。但是,就李觏力图通过对"易"、"礼"之学的独立思考,诠释与建构"邦国之龟筮,生民之耳目"的学术追求而言,确实与道学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趣向是一致的。因此,不论是李觏的"礼学"还是"易学",都应当是构成北宋早期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朱熹建构鬼神理论的必然性

朱熹是宋代一位具有科学思想的理学家,但科学思想却没有使他走向无神论道路,反而使他接受鬼神,并建构了鬼神理论。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断之为倒退落后,如果对朱熹"了解之同情",则能理解他建构鬼神理论之苦衷。四大因素迫使朱熹建构鬼神理论:一是现实中的"鬼神"现象必须得到解答;二是儒学典籍中的鬼神之事无法回避;三是必须应对佛道鬼神论的挑战;四是道统的合法性辩护。     

以静为用 是以永年——乾隆皇帝与清宫御制瓷器

正"以静为用,是以永年",此句是清朝皇帝刻制于松花砚底部的铭文。其意与"宁静致远"具有相同含义:想要一朝、一事长久延续,就必须坚守初衷,守住道统,以不变之"静",应万变之动;以天下稳定为基,使百姓修养生息,国祚方能长治久安。     

从感生到帝系:中国古史神话的轴心转折——兼谈古典神话的层累生产

中国古典神话的特色在于"人神混融",远古神话是否自成体系尚难考定,但从各部族原生的感生神话发展到以"帝系"为标志的华夏民族共同体神话,正体现了中国神话的基本体系及其演进建构的历史脉络。它完成于战国晚期,将政统、道统和血统合为一体,成为华夏民族共同体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两汉之世,感生神话与帝系神话续有发展,其最大的特点是将政统、道统和血统以各种方式嵌入五行之德的德统之列,非但为帝系提供了先验的结构原则,更为各种时势政治提供理论合法性,直至魏晋以降这类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学术渐次冷淡并重归史学之列,标志着汉语世界古典神话的终结。其间充分显示出古典神话层累的再生产过程,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一个基本法则。     

元代理学与《宋史·道学传》的学术史特色

自南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问世以来,以理学家为传主、以道统传承为历史线索而编纂的学案之作,在明代以前,曾一度付诸阙如。但是,与学案有着思想联系的学术史之作仍然没有中断。元代官修的《宋史·道学传》就是与学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术史之作。如果说,元代是宋明理学发展链条中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那末,从学案史的角度来看,它则是学案由发端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宋史·道学传》就是反映这一过渡阶段的代表作。其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与元代理学的特点紧密相关的。     

从良知说的情、理、欲机制看阳明道学革新的价值

阳明学针对程朱理学的流弊所兴起的道学革新运动,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曾掀起波澜,形成了主导明代学术思想的心学潮流.阳明心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不仅对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重建具有历史导向作用,而且波及到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运动乃至明清文学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本文拟从宋明理学内部思潮发展演化的角度探讨阳明道学革新的理论特色,并以此为背景看阳明良知说的情、理、欲机制.文章分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四句教”看阳明道学革新;(二)从朱熹到阳明:性理到心性的转换;(三)阳明实践道德的良知说及其情、理、欲机制.     

做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责任担当者——全省党校系统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讨会综述

在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入整改阶段,第二批实践活动正处于开展学习、教育和查摆问题阶段之际,探讨整改工作和针对第二批实践活动的新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召开了"全省党校系统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讨会",立足我省"三区"建设的伟大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总结历史经验中理解和构建科学理论体系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把经济规律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十七大报告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述有六个新提法:经济"发展"方式替代了经济"增长"方式,体现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深化;注重协调、调控和规划,体现了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宏观调控的新特点;翻两番由"总量"到"人均",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目标的新阶段;关注初次分配中的公平,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体现了收入分配领域在发展变革中的新动向;在过去提"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同时增加了"信息化",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写入"廉租房制度",体现了生产力与城市化发展的新要求;将区域经济发展与国土开发联系起来,首次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和"主体功能区定位",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新思路。     

“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

"礼"与"俗"是宋代家礼的基本范畴。早期道学家多由"以礼论俗"出发,进而要求"因礼废俗",通过礼学考证与道学思辨,批判与抵制各种鄙俚婚俗。同时,宋儒也"以俗合礼",将自以为合乎经义、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礼文,进行"合礼化"。在这方面,程颐、司马光导夫先路,吕祖谦集其大成。然而,这种做法却遭到朱熹的反对,其著《家礼》以经义为本,"以礼化俗",赋予古礼以新生。由"复古"到"从俗"而归于"复古",宋儒的家礼立制完成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圆圈,为考察宋代家礼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拂衣起谢人间事——白居易与香山九老会

"社"最初指的是土地神,先秦时期,由"祀社"的群体行为演变为地方行政单位,以传承道统为目的的"士"人集团的民间化直接孕育了后世的社团组织。"白莲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以"社"命名的组织,中国古代结社意识亦由此觉醒,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社团出现在唐代。中唐时幕府诗人结"诗社",     

“伟大社会革命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整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已经具备了从总体性角度把握自身逻辑的历史条件,同时,其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也更为尖锐。重塑和宣扬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杜绝对"革命"做"狭义理解"和"模糊运用",这是新时代推进理论走向彻底的基本理路。习近平"伟大社会革命观"通过"抓住事物的根本",守正创新,在科学理性、价值理想与主体实践的三维格局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提供了坚实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荣辱观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荣辱观是在吸纳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的"超功利主义",扬弃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道德批判"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道德面貌的研究和总结则为马克思、恩格斯荣辱观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另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构想

梁启超积极应和一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撰述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对儒学史与儒学进行重构诠释,从中可以窥见梁启超的思想意图和他所要建构的"新文化"建设方案。梁启超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以清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将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新定义为"科学的情感哲学",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自先秦到晚明清初儒家义理体系进行了提炼,以阳明学的"事上磨练"作为这种"新道学"的习得途径,在此基础上与西方自然科学化合成"新文化",融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梁启超用来建构"科学的情感哲学"的思想人物,基本与胡适相同,但归结出很不同的思想路线、旨归。     

思想渊薮——史官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古训"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中国士大夫阶层追慕和仰从的道统楷模。东汉史学家班固日"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正所谓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都被看作"野史"。班固又日"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说——儒家学说、道家学说是由史官文化升华、凝合而成。那么,这一官职制度如     

略论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

冷战结束后,为维持"一超"霸权地位,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理论上,"终结主义范式"理论、"文明冲突范式"理论和"霸权稳定范式"理论在美国政府的决策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理论鼓吹大国之间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结束,现在的冲突,是异质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文明冲突"。为了国际安全,需要改造异质文化,消除"暴政",推行"民主"。为此,美国可以"先发制人",对"威胁"其国际安全的国家或其他行为体进行军事打击,以"结束世界上的暴政"。这些理论导致了美国的对外干涉、战争和冲突。这充分证明,在冷战结束后,不仅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着国际安全,美国霸权主义更威胁着国际安全,需要充分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