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乡村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新中国以来,人们对乡村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教育思潮和乡村教育实验区及其代表人物、乡村私塾与乡村学校的关系、乡村教育经费、乡村教师及其待遇、乡村师范、乡村社会教育等方面。由于资料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评价有失偏颇,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才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

道咸新学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其“务为前人所不为”的态度既是学问的自然扩展,也显露出明显的“造反”意味,使清代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出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经学内部治学空间、门类和取向逐渐外移,而此前臣服于“汉学专制”的“一切诸学”从边缘走向中心。道咸新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对冲击中国的西教和西学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不断受动中仍保持了能动。由于西潮冲击带来更大的转变,且西学稍后占据“新学”之名,致使道咸“新学”在学术史上呈失语状态。梳理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折,探究这一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自身变动与稍后席卷中国之西学的关联互动,对理解西潮冲击的实际影响,以及将中西各自整体化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都有所助益。     

戊戌时期的政治共识与改革底线——张之洞旧体新用说略论

戊戌时期,维新精英们提出了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变革的主张,但是,开明知识分子及官僚阶层却未能就此达成共识.《万国公报》编者沈寿康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官员盛宣怀"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帝党重臣翁同龢、孙家鼐主"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明定国是诏》宣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张之洞《劝学篇》明确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集中反映了戊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般舆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政治共识及改革底线.     

民国时期安徽私塾整顿论析

民国时期,安徽整顿私塾是为普及新式教育扫清障碍,但教育行政和知识精英一方面高估了学校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则低估了私塾的"坚韧性"。尽管借助国家权力的干预,私塾遭到挤压而日益处于国家教育场域的边缘化,但学校未曾完全取而代之,私塾依然在广阔的乡村和城市的角落存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化教育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面对前所未有的动荡变局,清政府发动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京师同文馆正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翻译出版的教育机构和洋务学堂,它的建立对当时教育革新起到了示范作用,开启了近代教育的先河。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京师同文馆的教育思想、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师资力量、学生来源、课程设置与考试制度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探究出其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发展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西学思潮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女子教育思想虽然源远流长,但是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经济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女子教育依然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和不足之处。当西学思潮传入中国后,国人开始转变思想意识,重新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因而中国的女子教育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等诸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但是西学思潮对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贡献依然是巨大的。     

“中体西用”之轨道——文化保守主义

"中体西用"是一种以中学为主导,中西兼容的文化结构。它对中学与西学两种不同文化因素进行调试整合,成为甲午战后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新学模式,其发展轨道之一是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既是对旧时代的继承,更是新世纪的创新。     

从文化哲学看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

从文化哲学看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余秉颐洋务运动时期思想界议论的中心。是“新学”与“旧学”。前者指从西方传来的学术、文化。义称“西学”;后者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又称“中学”。这一时期介入“新学”与“旧学”之争的。不仅有洋务派与顽固派...     

民国时期福建乡村的华侨中小学校

近代以后,新式教育逐渐传入福建,但由于各级政府财力所限,基础教育投入不及广大乡村。而旅居海外的福建华侨返乡兴学之举则在一定程度上补其不足,为乡村的适龄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并以其兴办新学的教育实践,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福建乡村地区发挥了重要的教育示范和导向作用,推进了新式教育在乡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城乡教育的差距,从而富有成效地充当了福建教育现代化的先导。     

艾儒略与中国近代教育

16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清末至抗战前忻县兴学育才纪略

清末,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之下,清政府被迫施行新政。有学者认为,清末新政并未能挽救晚清于垂暮,其提倡新学,却为推翻清政府提供了人才准备。也有学者认为,清末新学间接影响了民国及至抗战时期的初级教育格局。历史在不同人眼中以不同形式存在,让我们从对山西忻县兴学育才历程的回顾中,对清末新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作深入了解。     

华人画洋画

传统的中国私塾与书院是精英教育,而西学东渐下的上海,新式学堂给了大众教育以机会。最早的新式学堂,是教会学校。     

近代四川官方和民间对私塾的不同认知

私塾作为一种民间传统教育机构,在传统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般民众眼中是读书识字的最佳去处。随着近代教育的兴起,官方对私塾按照学校教育理念、教育方式进行改良。然而受社会习俗、传统心理和新式学校存在的问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民众对私塾的认知长时间停留在过去。造成官方和民间对私塾认知的分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民众逐渐接受新的教育理念。这就使在近代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旧两种观念同时并存。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过渡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译员群体探析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译书机构,集聚了多达50余人的中国译员群体。他们普遍热心西学且学有专长,其籍贯来源多集中于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除少数考有功名外,其多数出身于科举时代没有功名的普通知识分子;其教育背景新旧杂陈,接受洋务教育者居多。其群体构成反映了近代初期较早接触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特征。在翻译西书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书目选择、专业名词创设及"西译中述"方式的译书活动,在与西人合作下,完成大量高质量的西学作品翻译,对近代西学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他们是晚清翻译高潮中相当数量的中国译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是被动开放的中国在急需引进西学而又缺乏人才情况下的过渡时代的译才。     

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贵州新学——《新学入黔：贵州近代教育的源流与发展》序

近代"新学"的传播一方面与"西学"的挑激与引进有关,一方面也与儒家传统内部变革思想的高涨紧密相联.就"新学"入黔并逐渐本土化的具体过程而言,无论国家权力系统或地方知识精英,都发挥了主导性的范约作用,并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知识格局.严修、李端菜、张之洞、粱启超四人,虽然他们最终的价值选择不尽相同,但均一度徘徊或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黔地"新学"的传播,值得以个案的方式认真加以研究.地方精英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在"新学"的传播史上可说是厥功甚伟.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外省高校内迁贵州从事讲学科研活动,则标志着地方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进入了"质"的飞跃发展阶段.     

20世纪30年代私塾改良及其成效

正私塾改良的主要目的是祛除"科举时代教育"的旧形式(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7页),在私塾管理、私塾课程、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良。20世纪前半叶,私塾改良活动因受政府更迭影响,时断时续,总体来看,可分1905~1911、1915~1920、1930~1937年三个主要时段。在这三个时段里,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加强了对私塾的管理,如浙江在行政管辖、私塾设置条件、塾师培训等方面进行改进(寿价藩:《私塾指导》,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     

贵阳最早的造纸厂

20世纪初期,人们开始意识到西学中用的重要性,开始学刊西方进步思想、科学技术,以期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的局面。各地方丌始发展新学教育,引进先进设备,办工厂、学技术。从1898年开始,贵州各界进步人士紧跟时代的步伐,贵州的华之鸿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在贵州领头走“实业救国”之路。 存贵州近现代史上,由华之鸿创办,华之鸿的儿子华问渠继承经营的贵阳文通书局,从1911年10月正式开业到1952年4月停业,历时近41年。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