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为何遣郑和祭乳母（下）——兼评明成祖的庙号

由“太宗”而“成祖” 明成祖举兵而起,理由是建文帝受奸臣迷惑变更祖制,故“靖难”以“清君侧”,而“后世鲜不目为篡云。”其实,明成祖与其父明太祖闭关自守根本相反,实施的是“开放政策”。     

中国东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

一、百越先民航海、舟船的探索 在中原、“中国”华夏人文视野中,“四方”边缘的东南“岛夷”、“百越”以“善于用舟”而著称。《尚书·禹贡》语：“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淮南子·主术训》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黔舟而浮于江湖”;《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漫谈古代“座”与“坐”

“座”为名词,基本义是坐具。“坐”为动词,本义指双膝跪地,把臀部靠在脚后跟上,后泛指以臀部着物止息。古代的“座”与“坐”与今日相比,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而变化的分水岭始于汉代。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评价

就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言,有学者主张可以区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前者“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后者“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必须与历史学相配合”,     

清代“北五省”与“南五省”地理概念探源

“北五省”与“南五省”两词在清代史料中偶有记载,关注者寥寥,少有专门研究。“北五省”当源自“北皿”,“南五省”则来自“南皿”,北皿、南皿所辖省份分别于康熙年间、乾隆六年的最终定型,为“北五省”“南五省”两词在官修史料之出现提供制度依托。两词因科举而生,亦因之而废。随着晚清废科举,南北分闱不复存在,“北五省”与“南五省”亦逐渐成为历史名词。     

《论语·八佾》“文献”

《论语》孔子所云“献”是具有证据功能的字资料。历代学训“献”为“贤”一误再误,各种诠释皆不圆孔子之说。据“献”字本义和古代注重收集民情传统考查,“献”是下情上达的字资料,与“”的区别仅在于强调其最初来自庙堂之下进献。当下情上达的字资料,“藏于秘室’’而与庙堂原有之“”久居共处,或两糅合一起时,“”与“献”的区别也就日益消失而没有意义,故笼而统之称为“献”。     

以心为本:天性与良知的对话

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主要是由“敬天爱人”与“以心为本”、“利他经营”构架而成。关于“敬天爱人”在另文已有论述,本文拟就“以心为本”与“利他经营”做一阐析。“以心为本”、“利他经营”是稻盛经营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稻盛和夫在40余年的经营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加以贯彻、实行的基本原则。如果把稻盛的经营哲学比作飞行器的话,那么“敬天爱人”就相当于它的导航系统,而“以心为本”、“利他经营”则是它的推进器。在稻盛的整个经营活动当中,“敬天爱人”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目标,而“以心为本”、“利他经营”又总是能令人称奇地将其送至别人无法接近的目标。其结果使稻盛的经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跃上一个又一个的台阶,直至步入世界的殿堂。     

陈洵《海绡说词》的版本问题

陈洵《海绡说词》是重要的词学文献,罗忼烈先生校注《清真词》,曾引用两种版本：“丛编本”与“钞本”,谓前者为《词话丛编》所收录之“汇钞本”,后者则为自友人处所见钞本。今本《词话丛编》所录《海绡说词》,并非罗先生所谓“丛编本”,而是据近似“钞本”的某版本校补而形成的另一版本,与原“汇钞本”及罗先生所见“钞本”皆有差异。而罗先生所谓“丛编本”,实为中华书局1986年版《词话丛编》之前旧版本所收录之《海绡说词》,应谓之“旧丛编本”。“旧丛编本”与“钞本”互有优劣,而“86丛编”本完全以新本替换“丛编本”的《清真词》部分,实非明智之举,即造成了“旧丛编本”的湮没,亦导致最新的《海绡说词》整理延续其误。     

也谈“虎子”与“马子”

通过对文献考证,结合出土虎子器形分析,认为汉魏南北朝墓葬中常见的“虎子”,与唐以后文献中常见的“马子”,当属两种不同器物。“虎子”为男用小便器,而“马子”则为女用溺器。并明确提出,“虎子”在唐代并未因避李虎讳改称“马子”,而是改称“兽子”。     

杜十娘:泡沫爱情的杰出代表

引子之一:李杜孙柳诸人姓氏解析冯梦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几个人物的姓氏充满宿命,这无奈的宿命注定了几个人之间相互纠缠的爱恨情仇。“李”与“杜”从“李”、“杜”二字的字面看,似皆为吉兆:“李”为木而结子,“杜”为木而傍土。所以,如果不加联系地看,“李”、“杜”皆为大吉。如果把“李”、“杜”合在一起看,“李”与“杜”都以木字为起首偏旁,这注定了“李”“杜”的缘分。但剖而析之,“李”为木下有子,字面卦相显示为上上吉,寓木而结实,非苗而不秀也;“杜”为木居土侧,亦为上上吉,寓非无本之木也。据易理,上上吉为阳,当两个阳卦…     

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

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证之以殷墟甲骨卜辞,洵非虚语。卜辞中,军事武装编制往往以“右、中、左”为序,或先“右”后“左”而言;卜辞中“左”“右”二字并列的辞例,往往作“右左”而非“左右”,这与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只称“左右”的情况迥异;卜辞反映的商代占卜制度,也多有以“右卜”为重为用的倾向;卜辞中有“右宗”一词,为隆重祭祀早期先公而祈求降雨的特殊宗庙,在商代宗庙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体现在商代官制中,卜辞隆重祭祀“右相”伊尹,其地位明显高于“左相”仲虺,“右尹”、“右保”、“右史”等官职屡见而左官杳然;卜辞中有“大学”、“右学”而不见“小学”与“左学”,也可证文献中大学称“右学”、小学称“左学”的贵右贱左观念等等。     

中国古代小说话语方式考论

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的特殊情态,表现为特定情境下确立的话语方式,深刻地支配着艺术思维。从说话艺术的演出“场头”,到以阅读“话本”为主体的“案头”,原来有着重要作用的“看”和“听”,逐渐退隐到“读”之中,成为艺术构思与表达的重要因素。“用画面思考”和“为听而说”的话语方式,是中国小说民族特色的深层结构。     

程思远在“文革”后期的沉默和困惑

程思远与梁漱溟都是广西同乡,论年龄和辈份,梁漱溟与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同辈,比梁年轻15岁的程思远一直自称晚辈,恭称梁漱溟为“梁老”或直称“老前辈”,而梁则称程思远为“程公”或“程先生”。     

补释甲骨文“■”字并论商代与之相关的社会观念

甲骨文从“■”从龙的“■”字不应当混同于一般的龙字,应以前辈专家所释定为“■”字,但它的意思并非如前人所言的假借为“宠”,而是指受帝令驱使的龙神,其作用在于受帝指使而向某邑某地降旱。它应当是汉朝时人所说的那种因为有“尺木”而可以“升天”的龙。所谓“尺木”就是龙头部的如博山形的装饰物,正和此字造形相似。孔子所谓“龙刑(形)■(迁),睱 (假)宾于帝”的说法与今所见甲骨卜辞关于“■”的全部七条记载是符合的。卜辞的作“土龙”与“荐龙”的记载与《易·乾卦》“群龙无首,吉”的说法,都是商代“龙”观念的表现。夏商两代文化有不少差异,龙观念的不同是为其一。     

秦“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之管见

严禁私斗是商鞅变法的重要措施之一。“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刀(《史记·商君列传》),何谓“私斗”?林剑鸣先生在《秦史稿》中提出:“所谓‘私斗’并非一般人之间的打架纠纷,而是指‘邑斗’”,并认为“其目的在于消除奴隶主势力”。这种解释无法让人接受。在《商君列传》中,“私斗”是与“公战”相对而论的,有“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提法。“公战”是指为国家而战,“私斗”是为私人利益而斗殴,勇于公战者受赏,敢于私斗者被刑。因此,私斗可以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打架斗殴,也可以是一群人与一群人之间,甚至家族与家族之间,乡邑与乡邑之间的纠纷打斗,其规模可有大小不同,但其性质均为私而斗,都应受到惩处。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至少     

谁是人类的老祖宗

如果说人是由“猿”进化来的,在人身上就一定或多或少的有遗传下来的一些“猿”的痕迹。经DNA比对,猿（现代灵长类）类跟人,没有亲缘关系,而人的很多特点灵长类都不具备。经“生命密码”比对,人与灵长类没有种族关系,也就是没有共同祖先。人的祖先是“原人”,“类人猿”是达尔文为反击当时的“形而上学”和“上帝造人”的观点而虚构出来的物种。     

《九歌·国殇》“题旨”辨析——由战国楚简相关祷祠实践而引发的思考

《国殇》对“殉国将士”予以“褒扬”的做法,与战国楚简关于“兵死”的祷祠实践相抵牾,基于此,以为《国殇》即“兵死”之“祭祷辞”的说法,恐难成立.在对包山简“东陵连嚣”称“殇”或有两种可能之推断的前提下,《国殇》以“兵死”为“殇”意味着“兵死”的“宗教身份”将由“非正常死亡”的“外鬼”而归入祖先类人鬼之列,使得“兵死”摆脱了作为“外鬼”的“强死”身份和地位以及“解”的遭遇.故《国殇》以“兵死”为“殇”并列入《九歌》诸神之中,实际上已经为那些战死沙场的“孤魂野鬼”争得了“名分”.《国殇》题旨或与战国楚简“族殇”祷祠仪式中娱乐降神活动的“祝号”存在关联,而《国殇》性质的考察,或可与 楚人“族殇”祷祠仪式中的“祝号辞”相联系,但将《国殇》与“祝号辞”对号入座式的比附或等同,则存在困难.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五四人说到“科学”何以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而在实践层面又为什么一度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这些与今日一般认知的“科学”概念有相当距离的现象是本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而传统化和外来化这种奇特结合与近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特殊关怀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罗香林教授之客家学的形成

一、前言 近世学术形成之“显学”,莫不与地下爱宝有关,致学人得以据此新“有”以印证故“有”,或以故有之学以相稽推究而深探其本,遂发展成为所谓“甲骨学”、“敦煌学”者是,惟“客家学”则由“无”所据而由广东兴宁罗元一先生（1906-1976）触类旁通,于缺乏大量史料中别取蹊径创立建构而来。或日自1930年先生始立“客家学”（Horrology）名辞后,客家学之研究遂为世人所重。自先生开此一门研究客家民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学科之风气至今,已演为国际“显学”之一。     

论为人民服务的四个维度

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指“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要求个人要把奉献社会与自我发展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道德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要坚持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坚持利益与责任的统一,坚持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检验为人民服务的标准主要有道德标准、历史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