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谷物起源神话的类型及其历史内涵

在西南各民族绚丽多彩的神话宝库中,谷物起源神话占有特定的位置。大量考古材料证明,人类在史前期的蒙昧阶段,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这种以收获天然产物为主的人类劳动,还保留着明显的自然特质。到了蒙昧期的高级阶段,出现了人工栽培谷物的农耕活动。谷物的起源拉开了农业文明的序幕,促成了农耕工具、农田水利等的起源和发展,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农业的发明决定了人类的整个未来。”但人类是怎么开始栽培谷物,人工栽培又是通过何种形式进行传播的?对这些问题,今天的考古发掘还没有能提供完整而确切的证据。倒是某些有关的神话却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些问题的钥匙。本文拟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谷物起源神话的归类分析,就上述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大方。     

“糴”“糶”分形前史——战国至西晋出土文字所见“”的使用

“糴”“糶”二字形普及之前,“■”字长期兼表买谷、卖谷,同时还具有谷物一义。系统梳理出土文字,可以展现其复杂的使用情况及演变。从字形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由“翟”“■”字形混杂且义项宽泛,过渡到专以“■”字表示买谷、卖谷和谷物,再到“糴”“糶”二形出现并分夺“■”字买谷、卖谷义,“■”因仅剩的谷物义生僻而随之淡出。从用法看,秦汉时期“■”字虽可兼表买、卖谷,但官文书却不同时使用,原则上仅偏取其一种授受方向,应是为避免混淆而刻意约定的。上述认识,可以为校勘古书、观察经传中“请■”讹作“请糴”的过程,以及更完整呈现官文书对施受同辞分化的作用提供新思考。     

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2010年浮选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对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时采集的系列样品进行浮选,对浮选所获丰富的炭化植物种子和麦类作物穗轴进行鉴定、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炭化种子以谷物类为主。各类谷物的比例和出土概率反映该遗址在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阶段是从事以粟黍为主的小米类农业,在西城驿文化偏晚阶段开始利用以小麦为主的麦类作物,在四坝文化时期发展成种植粟黍为主、麦类作物为辅的农业模式。遗址的加工模式可能包括脱粒-扬场的加工阶段。     

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略论我国文字的起源文字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开始只有极为简单的文字,是帮助人们记忆一些简单的事物,以免遗忘。到了阶级形成、国家出现的前后,生产力有了提高,人事日繁,于是用文字以记录语言,才开始有了成文历史,可以传之远方和后世,因而就突破了语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性。我国文字起源于什么时期,还是一个悬     

近代法国政府职能转变与谷物自由市场的建构

从复辟王朝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国政府逐渐放弃了对谷物流通的监护体制,使得谷物自由市场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这并不是单纯废除管制,而是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一方面,政府放弃对谷物市场的粗暴干预,把供给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面包师,通过关税政策和钱柜等中间体组织调控谷价;另一方面,政府退居幕后,通过宏观调控、法律保护、财政支持的手段刺激农业生产,推动铁路建设,为全国统一谷物市场的形成创造条件。这是法国历史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稳定的谷物生产与流通监控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当代法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法兰西模式的萌芽。     

英国废除《谷物法》刍议

皮尔政府废除《谷物法》体现了英国现代转型的时代潮流,此时《谷物法》失去了社会多数群体的支持,能否废除的关键取决于持不同立场的议员在议会内的博弈。谷物法的产生与废除都是某种特定的历史范畴,无论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持赞成或反对立场的议员,他们代表的只是城镇或是农村的部分群体的利益,却同时伤害了农村的利益。《谷物法》不能简单地看成为一个阶级立法,赞同《谷物法》的不仅有土地贵族,也有农场主和耕地农。     

从汉简管窥河西地区部分产品的比价

本文通过对河西汉简中有关物物交换记载的分析,揭示了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河西地区部分产品的比价.文章认为河西地区不同种类的谷物在价格上并无明显差别;丝织品与布之间的比价在1.4:1至2:1之间;1匹丝织品通常可换得10石谷物;1匹布通常可换取5-7石谷物;1斤肉通常可以换取1斗至1.5斗谷物;1石酒通常可换取1.16-1.56石谷物.     

双墩碗底刻文与大汶口陶尊文字

双墩遗址出土的许多碗底刻划文字类符号,多为与人们生活相关的写实性图像类刻划文字,说明我国的古代文字最初是因人们生产活动的直接需求而创造的,并不是因为某种宗教信仰所需而为。而较双墩遗址年代晚的刻划文字则已经脱离了写实性阶段,进入我国古代文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文字的使用权已被掌握在少数上层统治人物的手中,文字已经走上了神坛。双墩遗址碗底刻划文字类符号的发现为研究古史传说中的伏羲氏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满族与蒙古族语言文化互动研究

满族与蒙古族在语言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源远流长,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满族蒙古族的语言文化地位是不同的,其语言文化接触与互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女真人借用蒙古文字阶段；满族、蒙古族语言文化互相影响阶段；满族、蒙古族语言文化接触弱化——满语受到汉语影响迅速汉化的阶段,反映了不同民族历史环境的积淀,折射出民族交往、发展的轨迹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曲的家族

曲,听起来颇为诗意,是中国人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成的谷物霉菌溺;起的名称,它是在煮熟的谷物基质上发育形成的培养物,也是国人巧夺天工的独特发明。     

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

目次一墓葬形制分析二随葬器物类型学研究三墓葬分期与变迁分析四墓葬区域特征分析五结语四川地区(包括今重庆市)西汉时期的墓葬,以土坑墓为主。该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现的西汉时期墓葬虽然数量相对较多,但大部分材料较零散,且多数墓葬中的器物保存较差,资料不够完整。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迄今未有专文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进行研究,仅有个别文章有所涉及,始终无法深入。何志国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木椁墓进行了初步分析后,做了大     

西汉陵邑人物的地域分布初探

西汉陵邑是以西汉帝后陵为中心建造的专供守陵、护陵和祭祀之用的特别行政区。随着西汉政治经济的发展,陵邑居民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政治上强干弱枝以拱卫京师,经济上提高农业技术、增进商业发展,文化上推行教育、提升当地文化素质的同时促进了关中地区民风多样化。本文通过分析西汉各个时期陵邑各类人物地域分布的不同,讨论其历史地理原因及对西汉社会的影响。     

安徽霍邱徐台汉墓发掘报告

2005年霍邱发掘的三座汉墓,形制相同,均为平面呈刀形的土坑竖穴墓,时代为西汉晚期以后至新莽时期,为研究这一地区汉代文化增添了新的资料。     

襄樊余岗战国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

1996年,在襄樊市团山镇余岗村北发掘了32座墓葬,墓葬分三区：墓子地、岭子上、卞营。墓子地和岭子上墓区的30座墓均为土坑竖穴墓,卞营墓区的2座墓为砖室墓,大部分随葬器物为陶器。这批墓葬可分为五期：战国晚期、秦统一至秦汉之际、西汉早期、西汉中期、东汉晚期。余岗墓地的发掘为研究襄北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的分期、年代、秦楚关系以及埋葬习俗、文化特征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     

西安地区中小型西汉墓的分期与年代研究

目次一墓葬形制的类型学分析二典型器物的类型学分析三墓葬的分期与年代近些年来,西安地区在配合城市建设中清理了数万座西汉时期墓葬,为汉墓的系统编年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本文以《西安龙首原汉墓》、《长安汉墓》、《白鹿原汉墓》等考古报告及已发表的相关资料为依据,对西安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墓葬的分期与年代问题进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墓葬形制的类型学分析西安地区中小型汉     

岭南地区汉代陶囤研究

岭南地区汉墓出土陶囤的作用是存储未脱壳的粮食,其根据盖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岭南地区陶囤最早见于西汉中期,当时仅出土于南海郡,根据墓葬和其自身特点,可将岭南地区陶囤年代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分为五期。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村战国及汉代墓葬

2007年发掘的49座墓葬中,可以断定22座墓属于战国时期、8座墓属于汉代。战国墓的墓葬形制有甲字形土坑积石木椁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有陶器、铜器、玉器、水晶、玛瑙器、石器、骨器等。汉代墓有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两种,随葬品有铜器、石器、骨器、铁器等。     

南京市湖熟镇窑上村汉代墓葬发掘简报

湖熟曾为两汉时期湖熟县治所在地,汉代墓葬较为集中。以往考古发掘的汉代墓葬多为西汉中晚期以降,未见西汉早期墓。窑上村6、7号汉墓,时代属西汉早期,其清理规范、资料完整,在墓葬时代及分布区域上较以往有所突破,对于研究湖熟一带汉墓的分布规律乃至南京地区汉墓形制的演进及汉代丧葬礼俗等都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河南方城县平高台遗址汉墓发掘简报

2005年4～12月,作为首批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控制性文物保护项目之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南阳市方城县平高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发掘所见文化遗存以龙山文化、汉代文化遗存为主,其中发掘西区发现6座汉代小型墓葬,保存较好,均未被盗,随葬品组合完整,时代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至新莽时期,为研究南阳地区汉代中小型墓葬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对徐州龟山和狮子山汉墓结构的几点认识

本文主要通过对徐州地区发现的两座楚王墓--龟山汉墓和狮子山汉墓结构设计、建造以及陪葬品等方面的讨论,进一步说明徐州地区楚王陵的结构形制特点,使我们对西汉葬制有较为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