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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M2新出■子鼎铭文中的三个干支可以与西周重器保卣、堇鼎的干支系联,反映出这三件器的器主都曾到王都参加周成王组织的一次盟会活动。从铭文看,盟会活动的规模很大,周王朝治下的四土封国都有参加,其中既包括周之同姓,也有异姓和庶姓,盟会中的祭祀活动在天子宗庙举行。这次盟会不是普通的会同,而是成王为确定封国政治等级秩序组织的"宗盟"。■子鼎铭文以及随州地区近年来相关重大发现,显示了南阳——鄂东片诸国在西周王朝南方地区封国政治运作中的特殊地位,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西周封国的控御方式提供了新材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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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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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周厉王时期的战争,传世文献仅有只言片语涉及。而有不少厉王时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当时的战争情况。本文通过人物系联,汇集了厉王时期的12篇战争铭文,包括:翏生盨、噩侯驭方鼎、多友鼎、禹鼎、敔簋、宗周钟、伯父簋、虢仲盨盖、应侯视工簋、应侯视工鼎、晋侯铜人、晋侯苏钟铭文,进行了铭文之间的对比,总结了格式和内容上的相似之处;又对比了铭文与传世文献,认为在用词和礼制上两者可相互参证。最后综合探讨了厉王时期的战争和社会形势,认为从铭文时代上看,当时既有前代遗留的东南淮夷之患,又在西北开始了与猃狁的战争;从铭文所载地名上看,宗周、成周等京畿重地皆受到威胁;至于战争之祸所造成的社会形势,于《诗·大雅·桑柔》之"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哀恫中国"可见一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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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金文记载的王室祭祖活动大多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而非周人礼制中的常祀。天亡簋、何尊等铭文记录了周初王室的重要宗庙祭祖活动。这些活动服务于周武王、成王及周公的特定政治目的。天亡簋记载的周武王在克殷之后会同三方诸侯在宗庙祭祀周文王,是为了宣传文王受命,宣示周政权的正统性,统合各方诸侯,确立新的天下政治秩序。何尊记载周成王和周公模仿周武王举行祭祖活动,在新邑的宗庙祭祀文王、武王,是为了完成武王遗志,确立成周的都城地位。这些王室祭祖活动在西周的政权巩固和新政治体系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礼制存在广阔的内涵空间和多样的历史形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呈现出礼制本身的动态发展过程,也反映出西周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独特面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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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是西周宣王在位时由当时贵族毛公(厂音)铸造的青铜器。毛公鼎形制是立耳、深腹、圆底,口下有一道带状重环纹,下加一道弦纹。此鼎刻有周宣王任命毛公(厂音)为执政大臣的敕令。西周王权极大,礼乐征伐皆出自天子之命,贵族们得到天子的敕令,都看作非常荣耀的事。是故受到册命后,常作器物留念,并在铭文里记述受命的仪式及其内容。毛公鼎上的铭文有32行,共497个字。是所发现的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国宝,也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最有价值的珍贵文物。清道光23年,在陕西峡山县出土。被陕西“永和斋”古董店苏亿年购得,一直拟高价待卖。 第一位毛公鼎的收藏家是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陈介祺。(1813—1884),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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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公"见于大盂鼎、南公有司鼎和南宫乎钟等铜器铭文,学界一般认为"南公"之"南"应是"南宫"的省称。根据《左传》及《白虎通》引《诗传》而知,南公有可能就是周武王十兄弟中最小的聃季载,"聃"与"南"为通假字。称南公应是原居于周宫中的南宫,又封于南土的采邑而得名。叶家山M111中再次出土了一件"犺乍剌(烈)考南公宝尊彝"的铜簋。"南公"铭文在南土的再次发现,对探讨其族属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字依据。从铭文可知,"南公"为曾侯犺的父辈。结合大盂鼎铭文并综合年代分析,曾侯犺与盂可能为叔侄关系。如此则叶家山所发现的西周早期曾国应为姬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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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镐京地区西周墓新出铜器群初探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一 (益帚)进器群 (益帚)进方鼎(长花M15、M17)隹(唯)八月辰在乙亥,王才(在)莾(芳)京,王易(锡)(益帚)进金,(彖聿)奉对扬王休,用乍(作)父辛宝,朿(亞形徽识,下同)。同出方鼎有三,铭文皆同。四周铜器无朔,当时仅用月相法纪历日,而策朔则非凭肉眼观察月相所能测算,西周铜器之"辰"皆表日辰,"辰在乙亥"即乙亥之日。非表朔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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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出土于应国墓地M242,年代属于西周早期晚段[1]。"■"为作器者名,字亦见于殷卜辞,与"无"字作"■"不类,该字目前尚未识出。发掘报告称作"无"鼎,或系权宜之计,为不引起混乱,本文亦暂称作"无"鼎。鼎铭共5行24字:"旡■■(稽)首,皇兄考(孝)于公,宣厥事。弟不敢不择衣,夙夜用占■(将)公"[2](图一)。铭文所记关乎西周宗法及丧服制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略为疏证,以就正于方家。(一)皇兄孝于公,宣厥事"公"乃亲称,与后文"夙夜用占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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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新著录的两件扫父养朝簋及与旧录的昶鼎、昶盘、昶等相关铭文中以往缺释或误释的文字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这几件器物的器主皆系扫父养朝,其时代系春秋早期后段,其与《贞松》所载同出的一些养国铜器,皆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自河南桐柏县平氏乡张相公庄(今平氏镇新庄)的养国家族墓地,从而复原了相关铜器群的出土背景,纠正了过去的一些误解。通过对昶伯夏父簋和昶伯夏父罍铭文中"夏"字的讨论,对古文字中相关"夏"字的构形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对传世的昶伯匜铭文中的"夏"字等文字进行了重新释读。南阳夏饷铺村鄂侯家族墓地M1所出昶伯壶的器主昶伯可能系养国公族,其时代为春秋早期,该器可能系养国贵族助鄂侯之丧的赗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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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仪征1987年出土的西汉永光元年铁剑,剑铭新考释为"河内羊头剑,光头下长四尺一寸,永光元年造"。剑茎铭文涵盖产地、名称、长度及纪年等多方面信息,对研究汉代冶金技术和度量衡较为重要。结合史料和考古发现对汉代河内郡的铁器冶铸情况进行探讨后可知,"河内"并非河内铁官,而当指河内工官。剑铭中的"羊头剑"系新发现的铁剑自铭,纠正了以往"黑头剑"的定名;"羊头"典出《淮南子·修务训》,用以形容钢铁的精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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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村晋侯墓地M8是一代晋侯之墓,此墓被盗掘。但发掘出土的残存青铜礼器仍有14件,其中重要的有晋侯苏鼎1件、吾侯簋2件、晋侯方壶2件、兔等3件和晋侯苏钟2件等。此墓被盗掘的另外14件晋侯苏编钟被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16件编钟的铭文前后衔接,遂成芙壁。简报认为M8的墓主人即为晋侯苏,这个意见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晋侯墓地发现的铜器铭文中有6位晋侯,除晋侯苏之外.都不能与文献相对应。《史记·晋世家》在"献侯籍立"下,索隐云:"《系本》及谯周皆作'苏'",这就是说,晋侯苏就是晋献侯。由此.在晋侯世系和晋侯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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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考古》2014,(4)
随州文峰塔一号墓所存留的部分资料、尤其是编钟铭文的内容十分重要,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资料表明,该墓墓主即器铭所见的曾侯與,其时代约在公元前480年左右的春秋末年,可与早年曾侯乙墓的出土材料互证。铭文记载曾侯與自称"余稷之玄孙"、"伯适上庸(用),左右文武,……。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不仅与早年季氏梁出土戈铭曾穆侯之子又称"周王孙"的资料相呼应,又与叶家山M111所见"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的器铭相关联,说明叶家山墓地所代表的西周曾国与东周曾国一脉相承,为周王室支系所封,属姬姓小宗。器铭"伯适"、"南公",当曾国始封之君,表明曾国应是成王时期被封于南土,以镇抚淮夷,统领江夏,与文献所载周初分封齐、鲁、燕于东土、北土,藩屏王室的情形类似。钟铭有关曾侯复楚的记叙,与文献所载公元前506吴师入郢、楚昭王奔随的史实相印证,对解析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曾、随之谜具有特别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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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小雅·六月》是一首描述周宣王时尹吉甫征伐■狁,告胜凯旋,宴飨庆功的诗篇。诗中言及■狁"侵镐及方",兵锋直指京师地区,是西周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外族入侵事件。诗中之镐指镐京,方即金文中的■京,位于镐京南郊(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以南)。■京与镐京相比,只是一个行政副中心,但其文化教育中心、观赏游乐中心的功能与地位,却是镐京王宫无法替代的。■狁犯周以"镐及方"作为终极军事目标,试图对周王朝予以毁灭性打击。终宣王一朝,■狁的进攻始终不曾中止过,并未出现旧史所谓四夷宾服的中兴局面。在民怨载道,四夷交侵的西周晚期,西周王朝正一步一步走向末日。待幽王时西戎■狁与申侯联手,终于断送了赫赫宗周的政治命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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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2021,(2)
沬司徒疑簋对揭示卫国封建的进程及西周封建制下的诸侯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对其释读仍有争议。本文认为,"来伐"指王去征伐武庚、"卫"指在今河南鹤壁的一处城邑、沬司徒疑为周王臣属而非康叔之臣。铭文记载了成王伐武庚时康叔受命进行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虽与封卫无涉,但也提供了康叔封康的重要信息。卫国封建经由康叔封康、康叔封卫及卫顷侯徙卫三个阶段方完成,是西周诸侯由"王之斥候"到一国之君的封建历程具体体现,更反映了西周封建制下诸侯兼具一国之君和天子之臣的双重身份。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