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田赋征收人员的结构及其素质考察——以1927—1937年的湖北省为例

1927-1937年湖北省田赋征收是以县为地域单位,其征收队伍大致由两个层次五类人员构成。第一层次为县长,是一县田赋征收的最高领导者和管理者;第二个层次是县长以下的基层田赋征收队伍,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其中,以贿赂求得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和握有粮户底册的旧日册书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实际操办者,保甲长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协办者,土豪劣绅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本期湖北各县田赋征收人员在实际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表明这支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低下。其结果使得田赋征收工作处于无序状态,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制定的田赋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它既不能实现田赋征收目标,又导致农民实际田赋负担加重,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     

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

本文利用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回疆档案文献资料和清代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对库车和沙雅尔两地的赋税征收制度中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回疆粮赋征收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主要土地占有形式"原垦地亩"和"官地"二者田赋的征收是"视岁收数目"而非土地面积,显示出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的赋税征收制度的差异。制度规定以籽种的十倍作为实际产量来征收田赋,在此基础上总体上确定某地田赋总额。回疆各城粮赋征收额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粮赋实际征收中出现明显的负担不均衡的现象。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田赋正项始终是清代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田赋盈余则构成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同时,它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该书讨论的田赋,既包括地丁银为主体的地丁钱粮,也包括漕粮,属于广义的概念。该书考察的时段是“后耗羡归公”时代,即雍乾之际至清末,大致在1730—1911年。     

清中后期西南边疆田赋蠲缓与国家财政治理

清代西南边疆田赋虽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不大,但关系国计民生,事涉边疆安全与稳定发展。清廷对其财政治理主要表现在应对灾荒与战乱的田赋蠲缓、减轻民众赋税负担的普免积欠和整治田赋征缴积弊。1799-1911年清廷蠲缓云南田赋总额近乎免除该省17年田赋之额征,其中荒田赋额占蠲缓总额的95%,且历经多年未能规复。户部认为外省田赋征缴积弊严重,清廷因此加强财政治理,在西南边疆推行钱粮征信册制度,但受多种因素困扰,实行十年收效甚微。尽管地方官员多否认田赋征缴积弊,但西南边疆普遍存在土地清丈未行、册籍缺失不实、制度执行走样、例荒例灾捏报、官吏因循疲玩等弊端,且延续至民国时期。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八）

河南省田粮处 省田粮处系全省以地丁为对象征收赋税及粮食管理的主管机关。民国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难以数计,农民不堪重负。而最重的是以丁、地为征收对象的田赋。1927年．国民党政府将田赋列为地方税的首项．地方政府在田赋征收上随意乱增地方附加,甚而超过正赋额,因而田赋实际上成为一种综合型的苛捐杂税。     

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修文县农业税征赋概况

农业税是一种古老的税种,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者”制度,“无公私田之区别,一律征赋”。这个“赋”就是田赋,即农业税,农业税有着漫长的历史。在农民心目中“皇粮国税,不可抗拒”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民国时期的公粮是按照田土面积负担。民国25年（1936）,县政府派员勘察,按田土类型、面积等级登记造册,由县田粮处计算出负担额通知纳粮户交纳,上等田土每亩负担谷物8升（合12公斤）,中等7升（合10．5公斤）,下等6升（合9公斤）。     

明代的“均田定役”与“均田免粮”

明中叶以后,某些主张改革田赋徭役积弊的官员,主张“均田定役”,通过调整乡官、乡绅、豪强地主和小户的徭役田粮负担而缓和社会矛盾。到明末农民起义军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用以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扩大农民军的影响。“均田定役”和“均田免粮”虽然有联系,但其内涵是大不相同的。本文着重阐述两者的来由和演变过程以及它们的具体内容和历史作用。     

战时晋西北根据地农民负担分析

文章详细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共在晋西北根据地的公粮、村摊款、田赋、工商税、战勤与劳力等负担政策的演变及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封建时期田租的变动

地主向农民榨取的叫做田租,封建政府向农民榨取的叫做田赋。这两个名词,后来是有区别的,而在古人,却是混淆不分的。汉书惠帝纪说:「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所说的田租实是指的田赋。又食货志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所说的税,据颜师古刑法志注则是指的田租。在中国历史上,地主向农民榨取的田租,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力役地租;一种是实物地租。实物租又有分益地租和额纳地租两类。     

旧制度的危机——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田赋征收的影响

本文通过论述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田赋征收的影响,揭示了安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前的内部危机。文章分四节：一、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旧秩序的摧毁性打击;二、安徽田赋征收的两大要素——人口和土地的巨变;三、清政府战后重建安徽田赋征收制度的努力及其失败原因;四、安徽战后田赋征收弊病的表现及其后果。     

李自成及其农民军在平定

正明朝末年,土地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向地主阶级手中集中,失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同时两级分化的速度和规模也在快速发展,但统治者还是一如既往地横征暴敛,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据记载,万历末年,河南的福王仅一次就被赐田地两万顷。同时赋税也高得惊人,仅以1599年为例,这一年的田赋就比二十年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1619年到1627年这九年间,田赋又以各种名目"加派",     

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减负中的问题与对策

以免征农业税为主体的农村税费改革对减轻农民负担意义重大。但是,农村基层各级政府的税外收费、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间接税收负担、城乡间的各种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农民负担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精简机构,抑制农村基层政府机构过滥的税外收费;建立健全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机制;对农村地区适当提供公共产品,将农民负担的间接税"还给"农民;理顺价格体制,克服各类"剪刀差"给农民带来的负担。     

太平天国后广西田赋征收及其影响

本文以太平天国运动起源地广西省为例,从对影响田赋征收的人户、土地两大因素着手,通过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后广西农村人地关系的新变动,着重探讨人地关系变动下的旧有瘫痪的田赋征收制度重建的失败及其影响。虽清政府极力重建,但政府不重视生产力的恢复,加之急于收敛造成这一财政政策重建的失败,结果农民和政府两方面都深受其害,阻碍了近代广西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关于明清时期“逋赋”与免除“逋赋”的几点思考

作为古代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田赋一直在王朝经济社会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田赋自然就有按时缴纳和不按时缴纳(拖欠)的情况。拖欠或者逃避赋税,在史籍中称为"逋赋"(也有其他称谓,下文中详谈)。"逋赋"自汉代起就已经见于史册,既有"未出赋者"1即没有完成的田赋的意思,也有"……善逋赋"2中逃避赋税的行为的意思。一地之民,违抗国家命令,与官府作对,进行"逋赋",自然是有各种原因。与此同时,政府为了一些原因进行免除"逋赋"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本文想要谈论的是对于明清时期"逋赋"、免除"逋赋"以及这两者之间关联的几点思考。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新发现的侗族田赋实征册考释——兼论清代贵州清水江下游的田粮负担与地权分配

侗族田赋实征册是清水江文书中比较少见的文献类型,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通过对该实征册及相关文献的解读,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清初侗族农村田赋税率较低,但清代中期以后,受军粮采买和义仓捐谷制度的影响,侗族农村的田粮负担逐步加重,至清末达到顶峰。其二,侗族地区的地权分配相对平均,极少大土地占有者,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但是,由于清代中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侗族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绝对贫困人口成为主体,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1927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田赋整理述评

田赋整理是１９２７到１９３７年南京国民政府复兴农村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其土地政策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少,而且大多侧重指谪田赋的苛繁,对南京国民政府接收的田赋历史遗产、田赋整理过程和失败原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分析,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一田赋是以土地的纯收入为税源,而课之于土地永续收益人的一种租税,即土地税。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我国田赋弊窦丛生,南京国民政府所接收的田赋遗产是一个真正的乱摊子。下面撮要略述一二,以窥其一斑。地籍紊乱,课失所凭。田赋征收对象是土地,须有地籍册为根据…     

试论明代的田赋折银和折粮银锭

明代货币政策从禁银到用银转变的契机是田赋折银。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陆陆续续出土了一些明代的各类田赋折银的银锭。尽管数量不多,但清晰地展现了明代田赋折银的历史演进和折粮银锭称谓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折粮银锭的分析和考证,求证明代的白银在田赋制度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说明白银货币是明代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最为重要的媒介。     

试析明清山西折亩——兼论清代山西田赋地亩的形成

折亩与田赋税收直接相关,是明清土地登记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讨论明清土地数据问题的关键环节。基于资料发掘和多视角的考察,认为明清山西地区折亩存在较为广泛,主要由丈量标准尺度不一形成折亩、将土地数字合至"原额"形成折亩、不同生产力地亩与纳税亩的折算等方式形成折亩;垧、堆等大亩亩制习惯在山西地区广泛存在,并实际用于民间土地买卖和纳粮收租;清代山西田赋地亩形成的主要方式为折亩和级差赋税,其中部分级差赋税隐含折亩信息,所以很有可能实行建立在折亩基础上的级差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