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编纂当代中国史

研究和编纂史书,弄清史实很重要,但是,光有史实还不能成为史书。由史料成为史书,观点是不可缺少的。观点体现在史料的鉴别真伪和取舍主次上,体现在对史料的分析上。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研究和编纂国史,必须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发展背景下,一些国史学者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微观研究,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取径民间,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因此,很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以社会史为视角检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从而推动社会史这一新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跨学科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科发展的前景

当代中国史是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一门学科,也是最富发展潜力的一门学科,其优势和活力主要表现在能够充分借鉴、运用和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当代中国史学科中提倡跨学科研究,一方面是指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围,从而更好地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另一方面是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视角或新的思路拓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度,增强其学术性与科学性。越来越多的学术实践表明,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自身的进步已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     

“中国史话”

陈湛若同志的书评寄来以后,我们就转寄给原著者许立群同志,请他表示意见。许立群同志来信说:陈湛若同志提出的宝贵意见,大部应当接受,但也有一部分尚可斟酌。现在我们就把立群同志的意見,用()题表示出来,附在有关的批评下面,供读者参考。(?)外对陈湛若同志所提出的批评,有些枝节问题或显而易见不是錯譯的地方我们也作了一些刪削,這是應合並聲明的。     

“中国史话”

陈湛若同志的书评寄来以后,我们就转寄给原著者许立群同志,请他表示意见。许立群同志来信说:阵湛若同志提出的宝贵意见,大部应当接受,但也有一部分尚可斟酌。现在我们就把许立群同志的意见,用()题表示出来,附在有关的批评下面,供读者参考。(?)外对陈湛若同志所提出的批评,有些枝节问题或显而易见不是错误的地方我们也作了一些删削。这是应合并声明的。     

论李维的历史编纂观

李维以其巨著《建城以来史》奠定了他在古罗马史学中的卓越地位。他秉承西塞罗的史观,在记述罗马自建城以来历史的过程中,既强调历史内容的真实可信,又措意于叙事形式的优美动人,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的艺术性成为他历史编纂观的一体两面。李维以精妙的修辞手法具体再现罗马历史时,虽以史料为依据,但有时却为增强戏剧化效果不免夸大其词,偏离了他所追求的真实性。     

论克罗齐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

克罗齐的历史书写实践系统地体现了他的历史观: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在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体现为其中蕴含的三项论证:批判帕斯夸莱·维拉里等人对那不勒斯历史的实证主义解释,将那不勒斯认同纳入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国家认同轨道;从自由史观出发书写意大利史,表达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抗议;反思破坏欧洲自由制度的非理性主义力量,论证伦理道德观念进步是历史进步的核心。自由史观、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进步史观、批判根据自然因素解释人类历史的实证主义,是把握克罗齐的历史书写实践的核心线索。历史学研究贯穿于克罗齐的学术生涯始终,尽管体现出唯心主义、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克罗齐对意大利与欧洲如何应对法西斯主义挑战,以及如何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等迫切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专业的史学分析。     

当代戏曲志编纂研究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古代方志编纂中并未为修志者所重视。古代方志中的戏曲史料依附于社会民俗活动存在,民国时期开始形成独立篇目,逐渐被修志者所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编纂戏曲志,其目的是为全面、系统地记录与整理各地有价值的戏曲资料。现有的两类当代戏曲志因记述内容侧重不同而在体例上有所区别,在编纂方法上继承传统,体裁完备,同时合理运用图片载体保存戏曲表演影像。当代戏曲志所记内容为我们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戏曲发展状况提供了途径,拓宽戏曲史的研究界限,对戏曲发展的整体过程建立起更为生动、立体的认识,同时也为专业志的编纂提供体例和方法的借鉴。     

当代中国史事业的奠基人——胡乔木

胡乔木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除了在中共党史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外,胡乔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事业也付出了大量心血,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诸多指导方面。其中,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的过程中,胡乔木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一方面积极呼吁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为了进一步开展好国史研究,胡乔木从方法论等角度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推动了国史事业的蓬勃发展。     

《史记》“八书”历史编纂首创性价值析论

《史记》虽然以人物为中心,而司马迁又设置"八书"以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情状,凸显其多维历史视野和创为"全史"的观念,在历史编纂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首创性意义。"八书"所载礼、乐、律、历、天文、封禅、河渠、平准,均为国家典制之要和社会发展之大问题。又贯穿以"损益""改易"的眼光作考察,不仅内涵宏富,而且史识卓越,彰显了其"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对于"天人关系"、水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经济政策与国家盛衰的关系,都作了深刻的总结。"八书"撰著的成功,为历代"正史"的典志篇章和多样的典章制度史著作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历史记忆与当代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构建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集体记忆"的关注与研究已广泛呈现于欧洲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而历史学的"记忆转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代表性事件是法国犹太裔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和他发起的法兰西民族记忆"亮点"工程系列研究计划。参与这一计划的120位学者穷十年之功,出版了三部、七卷本的经典巨作——《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1))几乎与诺拉发起法国记忆史研究工程同时,犹太     

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

194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末,冷战对美国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一种全新的现代美国国家形态——"国家安全国家"——在"为总体冷战而进行总体准备"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国家安全国家构成对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其创生、扩张和演进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总体政治变迁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联邦政府组织体制和对外政策决策程序的重组,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国家安全国家的中枢制度和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经历的持续变动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与"帝王式总统权"之间存在复杂的共生和互动关系。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国家安全国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构成20世纪美国国家构建和国家扩张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中国史视野中的“公共领域”

通过考察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术群体对于"公共领域"理论的认知过程,展现了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中国史研究领域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术旨趣,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更具兼容力的解说方式,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研究单位。但另一方面,在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证研究时,研究者们往往难以摆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限定性概念,此外,还存在着对于"公共"的界定不清晰,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公共性"关注不够,对于体制化的"公共领域"和现象层面的"公共领域"区分不明确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刻反思,将会有助于揭示中国历史上公共领域的独特性格。     

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至40年代初步形成。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与“史界革命”、文化史的兴起、通史与专史关系的认识等有密切的联系;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形成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论“村落终结”时代的村志编纂

民间自发状态下的村志编纂,成果难以预期,质量难有保证,难以适应"村落终结"时代的需要。政府部门应当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尽快将村志编纂全面提上日程,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机构设置,将"村村修志",最好是自然村"村村修志",纳入国家第三轮修志工作规划,积极探索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的村村修志工作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村村修志,尤其要优先保证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村庄的村志编纂,改变目前村志编纂中制度供给和管理规划力度不足的现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抢救文化的目的。     

数据估算与历史真实——中国史中GDP估算研究评述

近年来,中国史中GDP的估算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并由此引起了热烈讨论。关于国民所得、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核算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学人多承认由巫宝三等人率先开创。此后,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但估算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近现代史。最早把GDP估算研究带入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是外国学者保罗·贝洛赫、安格斯·麦迪森等人,但是他们较为粗略式的估算引起了学界不断的质疑,并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此次古代经济史领域GDP研究的小高潮。相关研究引起了学界关于GDP研究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是否存在误区、跨地区跨时段的换算方法优劣性、公式模型及其基础资料是否严谨、数据统计与历史真实等问题的争议。而随着争议的展开,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无论是作为方法论而言,还是意欲构筑经济史学科未来基础性的统计而言,中国史中的GDP研究都值得期待和展望。     

论宋代史家对历史编纂学的贡献

宋代史家在继承史学传统的基础上,不仅通过史学活动检验着前人的这些认识成果,也扩展了历史编纂学的范畴,实现了史学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本文通过对宋代史家在史书体裁、体例上的创新,对史料采择和历史叙事认识的梳理,揭橥他们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     

论庆历之际的新春秋学及历史编纂

庆历之际,与史学密切相关的春秋学在孙复等的倡导下,成为当世显学。受春秋学变革的影响,庆历之际的史学也发生显著变化,在欧阳修、孙甫、尹洙等的倡导下,意欲以新春秋学思想为指导来重新研究史学的思潮也随之兴起,在此过程中,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就,从而使史学领域内气象为之一新。     

论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官职”、“官责”与“官修”

目前,编修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已进入将全面完成修志任务。同时,续修下一届方志的工作又将展开。在这承先启后的历史性时刻,充分分析全国修志形势,总结成败得失,对于把握下届修志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