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尼中建交过程中的印度因素

中国和尼泊尔于1955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建交过程却一波三折。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影响非常突出。1947年印度迈向独立的进程促使尼泊尔的拉纳政权试图与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恢复邦交,但国民党的垮台终结了这一前景;新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西藏的解放令尼印两国心生恐惧,尼印双方的"特殊关系"以及印度的阻挠令尼中关系的恢复止步不前;当中印之间就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等问题签订协议后,尼泊尔在尼赫鲁的默许下最终得以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多彩的拉纳·塔鲁

在尼泊尔的最西端,传说和历史的交融,讲述了皇家血统的妇女如何带着她们的孩子从拉贾斯坦（印度）跋涉而来。这些妇女在喜玛拉雅山脚下的森林中定居下来,一切都建立在一种母系社会制度之下,这就是拉纳·塔鲁。     

解放前夕,美国试图改变与中共的关系

正1949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美国不甘心因为蒋介石的失败而失去在中国的利益,他们不希望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彻底站到苏联一边。因此,美国杜鲁门政府试图放弃支持国民党转而亲近共产党。这时,中美建交悄然成为美国短暂的政策重心。一1949年4月22日下午,南京,国民党军开始撤退,解放军部队紧紧追击。23日晚,南京解放。这是国民党即将失去政权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各国在即将夺取全国政     

试析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1950年尼泊尔与印度缔结的《和平与友好条约》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悠久的文化联系、开放的边界以及密切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是该条约签订的基础。从尼泊尔方面来看,在稳定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发展经济方面求助于印度,是它签订该条约的现实考虑;对印度而言,该条约可用来对尼泊尔国内的政治改革施加必要的影响,进而在地区安全构想方面,让尼泊尔成为其南亚安全框架的一部分,并借此抵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这是它此时对尼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

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中外学术界历来的研究意见都倾向认为,11至13世纪的西藏西部地区主要受到克什米尔艺术风格的影响,而在卫藏地区则主要受到印度渡罗(Pala)王朝的艺术传承和波罗系统的尼泊尔艺术风格的影响．这种风格经常被称之为“印度—尼泊尔风格”(图一;     

九一八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党政权关系

九一八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史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民族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新右派叛变革命,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得到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经济上的破产半破产境遇。近年来,有的学者又认为,九一八前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国民党政权,国民党政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值得商榷。九一八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之间是既互相支持利用,又不断矛盾和斗争的关系,且这种矛盾和斗争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中以建交为何拖了四十多年

中国和以色列从1950年6月就开始了建交谈判,直到1992年1月双方才建立外交关系,中间相隔42年。两国建交被拖延了40多年,并不是两国不想与对方建交,也不是两国间存在影响建交的双边问题,而是中以关系的发展受到双方各自与第三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却是十分罕见的。     

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从晚清到 1 92 0年代中期 ,西方合作主义思想被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 ,成为取代激进共产主义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的一条社会改良道路。虽然这些知识分子最后在国民革命的初澜中终结了他们对合作主义的宣传 ,放弃了改良的道路 ,但他们与国民党人的互动是后来国民党政权采用合作社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时 ,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也受到合作主义的影响 ,这是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合作社运动的历史渊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

近年来,国内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但对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探讨却似乎不多见。英国是西方世界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由于伦敦在处理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的问题上态度暖昧,致使从1950年3月开始举行的中英建交谈判长期延宕不前。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才建立起代办关系。 本文依据英国外交档案,探讨1949—1954年间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着重论述英国在承认新中国,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香港“两航”事件,朝鲜战争以及日内瓦会议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政策。     

新中国废除尼泊尔在西藏地方特权问题初探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领域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彻底废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不平等条约及特权,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奠定基础。尼泊尔因1856年的《藏尼条约》及种种历史原因在中国西藏地方享有诸多特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1955年8月中尼建交后,两国于1956年就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谈判,最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了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问题,使中尼两国关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开始了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进程。     

蒋介石的漂浮国度

抗战胜利后短短几年,国民党就丢掉了中国大陆。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中。早就预感到这一点的费正清等汉学家受到传讯和压制,麦卡锡主义者认为他们影响了美国的中国政策,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美国汉学家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中华民国研究改变了这种观念。《毁灭的种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政权与社会的脱节,无法反映民众的诉求。     

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起义始末

1949年8月,驻留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竑等44人联合发表政治声明,号召忠于三民主义、忠于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员,立即与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决裂,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声明发表后,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脱离旧政权运动,时人称之为“香港起义”。     

印中对抗:新德里的视角(1960—1970)

20世纪60—70年代,印度的外交政策深受印中对抗的影响。1962年败给中国后,印度自认在南亚的统治地位受到震动,因此积极调整国防政策,希望夺回南亚霸主的地位。其后,印度干涉东巴危机,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吞并锡金。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印度一方面谨慎地避免直接危及印中关系的行为,另一方面不吝展示其重新获得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地区强国形象,增强其与中国对话的国际地位。印中对抗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印度的外交政策,甚至还间接地塑造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以及不丹各异的政治生态和对华关系。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张斯麟:惟一见过列宁的中华民国官员

1919年,《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并不太为人所知。这份《宣言》代表了当时俄国新兴政权希望与中国建交的友好表示,促成了北洋政府派遣中国远东考察团赴莫斯科,并且令督办边防事务的中将张斯麟有机会受到了列宁的亲自接见。这所有的一切都为后来中俄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大历史看国民党文化选择与转变的成败

任何政党在领导政治革命和创建政权过程中,都必须做出明确的文化选择,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建筑在相应的文化"地基"之上。孙中山领导创建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及其间组建过的中华革命党,以下提及国民党均指包括同盟会在内的广义的国民党),以彻底改造中国封建政权、建立现代性的中华民国为目标,自然也必须选择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作为一切政纲、政策和方针的基础。面对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极为复杂的政治革命任务,国民党在革命不断遭遇严重阻碍时,曾对自己的文化选择作了反复调整,试图按选定的文化基础制定相应的大政方针,争取斗争目标的实现,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清代藏史杂考三则

一、乾隆时巴勒布商人在藏贸易人数考清朝乾隆年间,在西藏地方贸易的外商中,人数最多的是邻近西藏边界的廓尔喀和克什米尔商人。廓尔喀,公元1769年廓尔喀人普拉特维.拉纳阳.沙阿推翻今尼泊尔加德满     

毛泽东与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开创

谈判建交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项重要实践,是毛泽东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获得尊重的努力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毛泽东不仅是谈判建交的首倡者,而且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同印度和英国的建交谈判中,扮演了决策者、设计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1928 年浙江省党政纠纷的缘起与收场

正自国民党1924年效法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到1949年丢失大陆政权,国民党的地方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总的说来,1924年至1927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地方层级,国民党的地位要高于同级政府,至少不分伯仲。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影响大为下降,不仅不能与之抗衡,反而成为同级政府的附庸。1928年,浙江发生的这次党政纠纷,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黄埔军校党军体制的创设:以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为治理党军分离的痼疾,决议改党建校,以校建军,引入苏俄党军体制。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成为近代中国实践崭新驭军模式的开始。但在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的认知与践行之间,存在难以去除的隔膜。1924年初开始建立的党军体制,其制度规划与实际运行既有契合也有背离。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现代化之路——党化与国家化,新旧杂糅,荆棘丛生。此后,在这种"党军""国军"的名义下,军权支配党权、政权。兼带私人属性的党军、军政关系,对国民党政权的成长与政治命运造成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