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初释

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20世纪80年代发现于蒙古国,是继《永宁寺碑》后女真文碑铭的又一重大发现。《九峰石壁纪功碑》所记载的是金明昌七年(1196年)尚书右丞完颜襄率军在斡里札河讨伐北“术孛”(阻卜,亦作阻pu)大获全胜的一段史实,由于碑文对国号、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重要人物的姓名、官称、封号都有明确的记载,因此对《金史》、《元史》都具有重要的补证价值;又由于存世的女真文碑铭极为罕见,此碑的释读会大大加深人们对女真语的进一步认识。     

从奥屯良弼女真文石刻看金代民族文字的演变

传世的金代女真文石刻仅10余块,有一些是女真文、汉文并刻的,而本文所叙及的《奥屯良弼诗刻石》和《奥屯良弼饯饮碑》则是直接用女真文撰著的两块石刻。通过对两碑的内容、写作时间、语词、格律、笔法的考证和剖析,进而论证金代女真语言文字和女真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两块女真文石刻的发现,不仅对金代女真语文使用和流传情况的了解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印证、补充史籍记载和区别女真大小字等疑难课题的深入研究,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证据。     

金代女真语札记

金代女真语代表着十二──十三世纪的古老语言,对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言历史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金代女真文金石刻是研究金代女真语的最重要的资料,但留存至今的很少,且多漫溢不清,不易识读。明代回夷馆编的《女真馆杂字·来文》代表的是明代女真语,同金代相隔差不多两个世纪,既有纵的方面语言发展变化的差别,横的方面还有方言之间的不同,所以用明代女真语上溯金代女真语,倍感不足。又释读金代女真文碑刻的实践告诉我们,《女真馆杂字·来文》中的女真字较金代女真字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本不能满足释读金代女真文碑刻的需要。…     

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

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均为教习女真语言文字并负责翻译女真文书的“译学”机构。四夷馆和司译院培养的通汉语和女真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在明朝、朝鲜与女真的交涉中起到了重要的语言媒介作用。自正统年间开始,部分地区的女真人与明朝交往时,往来文书改用蒙古语,以致出现了明朝四夷馆鞑靼馆代译女真文书的现象。同样,朝鲜司译院给女真部的文书也以女真和蒙古两种文字进行翻译。     

辽朝对阻卜各部的治理述论

阻卜是活跃于辽朝的重要民族之一。辽朝征服阻卜各部后,对其进行羁縻统治,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太祖至景宗朝为第一阶段,辽朝以朝贡制度治理阻卜各部,授予阻卜豪酋官号。第二阶段为圣宗统和元年至辽道宗大安八年(983—1092),以属国属部体制管理阻卜各部,以西北路招讨司作为统辖机构。阻卜在对辽朝履行其各项义务的同时双方也不断发生战争,同时一些部落还一度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第三阶段为道宗大安八年(1092)至辽末,辽朝在阻卜各部设置的属国属部体制崩溃,辽朝对阻卜各部的管理恢复到以朝贡为主要形式的松散状态。     

纸抄女真文的首次发现

女真字早在创立满文之前即弃而不用,其原始资料多被毁灭,传世的甚少。传世的女真文字资料中多为金石资料,纸质手抄本极为罕见。金代的纸质手抄本女真文字资料,国内仅发现过一次,那就是1973年西安碑林石台孝经卯眼中发现的十一张残页。沙俄的一些所谓“探险家”曾盗走了我国的大批西夏文资料。现存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大批西夏文资料中,混入了本文所发表的两页纸质手抄女真文资料。这是迄今国外发表的唯一一份金代手抄女真文资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非常罕见的。该资料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很高,它为女真文字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女真文字是音节文字。多音节的单词须用数个女真文字拼成。这里所发表的两页女真文字资料是用草体字撰写的,该文作者辨别草体字的能力不高,仅能把其很少一部分还原成楷体字,而且有的并没还原对。还原成楷体后,他们又根据用汉字注音的《女真译语》标注了读音,并对个别字释了义。原文采用音译汉字注音的办法来表示所说的女真字。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校者特把与这些草体字相对应的楷体女真字一一编号附列于译文之后。这仅是校者本人的理解,不知能否全部符合原作本意,仅供参考。     

女真族系源流考异

关于女真族系来源,研究女真史学者有三说:(一)女真系夷族系,(二)女真属通古斯族系,(三)女真为东胡族系(笔者另辟蹊径)。     

药王山“龟蛇”碑考

“药王山石刻”是全国第一批重点物保护单位。在这批石刻中,由金代名道士谭真君(谭处端)书写的龟蛇二字碑以其超绝的书法艺术和神秘的宗教色彩深得广大游客和奉道信士的钟爱。细观龟蛇二字,龟字若乌龟静息修养,蛇字如长蛇飞腾盘曲,     

金代南颍供具镜文识与其它

吉林省博物馆于1959年曾征得铜镜一面。径25、厚0.1厘米。镜背铸文楷书,五行二十四字:“左厢南颍界弟子张再兴,镜一面舍一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边款为阴刻女真文“????”四字,尾附“?”记官府签押(见图)。下面试将镜背的铭文、边刻女真文字的     

漫谈满文墨

契丹用汉人隶书之半作文字数千,辽太祖(耶律亿)制契丹大字,金太祖(完颜旻)制女真大字,金熙宗(完颜亶)制女真小字,这些文字都是脱胎于汉字,今已失传。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用蒙古字制满文,起初额尔德尼等曾表示为难,主张用满洲语制满洲字,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用蒙古字合满洲语音联缀成句,因文见义,于公元一五九九年开始创立满文。清太宗(皇太极)旋命达海等增加圈点,加     

女真文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女真文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有大字和小字之分.其中,女真大字是由金代开国功臣、女真学者完颜希尹与耶鲁等创制,女真小字则由金熙宗完颜亶创制并颁行.女真文作为金朝的国书主体文字,在一段时期里,曾与契丹文、汉文同时并用,尤其是在符牌、诰命、程文和宣敕上广为应用,并以女真文撰修国史、译述汉文经典.金太宗吴乞买时,设立女真字学校,教授女真字.金世宗完颜雍时,曾立女真进士科以升擢选官.在金代历史上曾涌现出一批精通女真大小字的学者.     

仙字潭古石刻探微

华安仙字潭古石刻的记载,始于唐张读的《宣室志》。宣室本是汉代未央宫前殿的正室．为汉帝发布政令的地方(见《三辅黄图》),只因汉文帝偶有一次和贾谊闲聊鬼神,张读的书就名为《宣室志》了,声明他记载的只是神怪之谈,并非严谨的史地著作。到一千多年后．民国4年(1915),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先生进行了实地勘察,才写出《汰溪古文》来。嗣后国内学者林钊、曾凡、弘礼(朱维干)、石钟健、刘蕙孙、林蔚文等纷纷著文论列,其中刘蕙孙素研古文字,主张用金石字、甲骨文来解释这石刻,成为“文字说”的中坚。1988年,著名岩画学家盖山林来华安实地勘察,写出《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新解》,认定该石刻是石刻岩画。     

宋《开州守廨题名记》石刻研究

《开州守廨题名记》石刻2006年出土于重庆市开县故城遗址,系同类石刻在考古田野发掘中首见。2007年曾有对此石刻的报道[1]。一《开州守廨题名记》的内容石刻保存完整,灰砂岩,仅刻文一面打磨。宽161、高68、厚14厘米。碑刻楷体阴文,字迹清晰整齐。碑文直书左行,35行,满行16字,共503字。录文如下(图一):     

关于乾陵无字碑等问题的商榷

陕西乾县西北五华里梁山上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有一座形体高大的无字碑,高7．53、宽1．86、厚1．3米,螭首方座,两侧刻有云龙纹,底座刻狮马纹,线条流畅,雕工精美,是一件及其珍贵的盛唐时期石刻。此碑原来未刻一字,金代以后有人在上面刻了十三段题记,最著名的是金天会十二年(公元1135年),用女真文刻的《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记》。     

略论满文产生的历史条件

在东北古代史上,女真族曾两次借用东胡族系的文字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天辅九年(1119年),金代女真在学习、借用契丹族契丹大字的基础上,颁行了新创制的女真文;四百八十年后——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女真又在学习、借用蒙古族蒙文的基础     

趣话黑龙江省地名

黑龙江省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生活的地方,西部以大小兴安岭、嫩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是阿尔泰语系东胡（蒙古）语族各兄弟民族（东胡、鲜卑、乌洛侯、乌古、敌烈、蒙古、阻卜、兀良哈、达斡尔等）生活的地方;东部地区以三江平原为中心,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生活繁衍的地方（肃慎、挹娄、勿古、靺鞨、渤海、女真、满族、赫哲、恰喀拉、乌第改等）;     

《历史研究》2005年总目

(作者后面括号内圆点前是期数,圆点后是页数)专题研究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辛德勇(1·75)析宋代“稻麦二熟”说曾雄生(1·86)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史金波(1·107)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萧启庆(1·119)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张富祥(2·3)再论阻卜与鞑靼刘浦江(2·28)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郭培贵(2·42)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孟彦弘(3·19)秦汉徒刑散论韩树峰(3·37)“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黎虎(3·53)《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张帆(3·69)明清徽州宗族的…     

富顺“保障东南”摩崖石刻

富顺县城东南35公里的赵化公社附近沱江边,原普安寨北门的岩壁上,有一处反映李永和、兰朝鼎起义的“保障东南”摩崖石刻。石刻离江岸高约50公尺,雄视沱江。天气晴朗,“保障东南”四个大字隔江亦清晰可见。石刻镌刻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呈匾额状,长约10米,宽约4米,分两个部分。左边“保障东南”四个横排楷书大字,每字约1.5米见方;右边竖书的小字跋文,记载了富顺县以肖镛(即肖云笙)为头子的地主团练武装,充当清王朝的鹰犬,伙同清军在石灰溪战斗中,血腥镇压李、兰起义军的情况。石刻全文如下:(标点系笔者所加)     

从安岳大般若洞三教合一造像论其思想性和文化意义

我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的雕刻艺术,以石刻造像为主,基本上表现的是佛教内容,代表了千年的中国美术史,更是中国思想、化史的一部分。在这个历史阶段浩瀚的佛教石刻艺术中,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石刻造像所展示的思想、化、哲学内涵弥显特别与珍贵。四川安岳大般若洞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石刻造像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产物,不乏代表性。它不仅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化的多元;而且其洞顶的奇异字“ ”(暂称为颠倒双人字,下同)全国罕见,具有唯一性,堪称传达儒释道三教合一内涵的独特符号。因此,解析这些造像的构成关系和揭示其化背景,破译“ ”这个奇异字的密码,对于认识四川、重庆大足与其他区域石刻造像中的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不乏化意义。     

唐陵神道石刻意蕴

神道石刻在唐帝陵的意象中充当怎样的意义和功能?《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本无象字)。仪卫耳。"①表明唐人认为唐陵神道石刻表现帝王生前之仪卫。但是对此仪仗行列该如何理解呢?若以乾陵式石刻为例,解读的关键便在于神道南前四类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