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中的学术自由、政治思想正确和早期文明：关于夏——二里头关系的讨论

研究人员的社会、文化和知识的背景不同,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对考古学的解释。的确,这种情况存在于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及其物质遗存中,在谈到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1900～1500 BC）时尤其如此。二里头文化的时空范围与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部分一致。很多证据显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政治中心。     

二里头二期文化与后羿代夏问题

后羿是生活于夏王朝西方的原始部族首领.后羿部族统治集团取代夏王朝政权,入主中原约历40年,对夏王朝时期的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其二期文化就是在继承一期文化的基础上,受到西方原始文化和东下冯类型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形成的.     

二里头新探

二里头遗址地处黄河中游洛阳盆地东部,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在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二里头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文化影响,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发端于二里头。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夏商之际王朝文化北向传播的通道及背景探析

夏商之际,分布于燕山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商王朝文化长期并存发展,更为强势的夏商王朝文化必定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施加了一定影响.本文依据考古资料,首先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辨析出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等夏商王朝文化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夏商之际中原地区的王朝文化对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向传播的通道.同时,对王朝文化北向传播的背景等进行分析.     

蒲城店二里头文化城址若干问题探讨

依据考古层位学、年代学研究,蒲城店二里头文化城址的使用年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一期或其较早阶段.由二里头文化南向分布态势可知,这时期该城址正处于夏王朝统治区的南部边缘.结合中原与南方文化之间悠久的碰撞、冲突与征服关系的历史,推断蒲城店城址当是以政治军事目的出发建立的重要设施,即很可能是夏王朝在其当时的南土营建的军事重镇.     

"禹娶涂山"的考古学考察

由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发展而成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是夏文化 ,而分布在豫东皖西北的王油坊类型和属于淮夷的涂山氏文化遗存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考古资料证明 ,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已经分布到了豫东 ,并对江淮地区的土著文化产生过强烈的影响 ,这一事实正好为“禹娶涂山”提供了一个考古学的背景。     

二里头文化时期渭河流域的文化变迁——从"老牛坡类型远古文化"遗存谈起

“老牛坡类型远古文化”遗存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其主体属于客省庄文化的范畴,在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时,这类遗存受到了二里头文化和东下冯文化的影响。     

从二里头文化设防聚邑看夏王朝的控辖模式

通过对二里头文化设防聚邑的地理位置和布局以及二里头文化与周邻同期诸考古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设防聚邑是夏王朝控辖模式的物化体现,进而将这种控辖模式细分为两类:一是以南、西、北向为代表的开放性控辖模式,二是以东向为代表的封闭性控辖模式。     

试析二里头遗址

坐落在伊洛平原上具有超群面积的二里头遗址,拥有高规格的文化内涵,年代与夏纪年大体相合,地处文献记载夏人主要活动区域,应为夏王朝首都.     

论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变迁

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发生了两次重大变迁:第一次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郑州商城控制了中原腹地东部,二里头都邑失去中原腹地主导地位;第二次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偃师商城取代二里头都邑主导洛阳盆地,二里岗文化的精英舍弃了二里头都邑。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从二里头都邑转移到郑州商城的重大事件,不是二里头文化精英阶层的迁都,而是下七垣文化(漳河型文化为主体)的精英阶层主导了"改朝换代",并与文献上夏、商王朝的更替最为拟合。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