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逮捕汉奸记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辈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汉奸数量庞大,存在范围广泛,使得逮捕方式也多种多样。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肃奸初探

汉奸,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作为抗日先锋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汉奸的有效举措。本文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共产党肃清汉奸的工作对策进行了探析。     

东北沦陷初期伪满汉奸集团成因及傀儡角色

东北沦陷初期出现的以伪帝溥仪为中心的伪满政权汉奸集团,是一个近代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有组织的汉奸群体。它的产生有浓厚的地域性,其形成有外部原因,也有深层次的内在因素。然而本应作为伪满政治舞台主角的汉奸们,却在历史的旋涡中出现了严重的角色错位,上演着日本殖民者高压威恫、骄横霸道,汉奸者卑颜屈膝、卖身求荣的丑剧,以及汉奸们的徒然挣扎。汉奸集团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的抗战均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随之垮台。国民党政府忙于掠夺胜利果实,无暇顾及惩治汉奸,直至9月下旬,才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至年底共捕获4291人。从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南京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判处14人死刑,其中有臭名昭著的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等。《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记述。     

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和“汉奸文化”

所谓汉奸,据《辞海》（1999）缩印本1054页的释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定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晚清之际）前后,对汉奸主体认识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奸”指汉人的败类;之后,则不复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国人而事外敌者均可称汉奸。     

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作者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汪精卫也曾因抗日被逼辞职

汪精卫是头号大汉奸,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翻开历史这部大书,去认真地阅读它的每一页,每一行。作为抗战时期的天字第一号汉奸,汪精卫一直以对日本人奴颜婢膝的形象存在于国人的记忆中。然鲜为人知的是,为人们所不齿的大汉奸汪精卫,也有过一段因抗日被逼辞职的往事。     

国民党高等法院管理汉奸罪犯的奇情怪状

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集中关押汉奸被告的地方,地点在苏州司前街36(或39)号,离江苏高等法院不到半公里。 在1945年下半年至1947年间,看守所内羁押的汉奸罪犯不下四五百人,他们主要来自苏南地区26个县,几乎每县都有汉奸罪犯解来,一县之中有的多达十几人,少则五六人。在押的汉奸罪犯占犯人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     

唐生明“卧底”始末

卢沟桥事变后,亲日分子活动更加猖獗。汪伪汉奸集团在东洋刀的庇护下,积极活动。1940年3月底,大小汉奸在南京粉墨登场,宣告成立汪伪傀儡政权,与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唱开了对台戏。     

60年前五大汉奸公审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各地伪政权一夜之间彻底跨台。国民政府于9月下旬开始缉捕汉奸,但直到1946年4月下旬,才陆续开始对大汉奸进行审判,审判持续到次年中才结束,历时一年多。其中在南京公开审判的,主要有梅思平、林柏生、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邮五大汉奸,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刚直不阿的佛徒

永济县东南15里的中条山麓,有座古建筑——万固寺,我从小就在这个寺出家当和尚。1940年7月15日,驻永济县城的日军和汉奸大约有三五十人,到万固寺游玩。一个汉奸头头看到寺内长老隆谛比丘和樊文绍居士举止谈吐不俗,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便有意拉拢隆谛比丘和樊文绍居士跟他们沆瀣一气,为日军效劳。樊居士非常气愤,遂淡淡而又轻蔑地对着那个汉奸头头说:“我们佛教徒,绝不当汉奸!”汉奸头子听了,显得狼狈不堪,碍于有日本主子在场,野性未敢发作。     

郝鹏举投靠汪伪的结局

抗战后期,在徐海一带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此一举",下联是"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遗臭万年"。曾前后就任汪伪苏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苏淮特别行政区保安司令的郝鹏与郝鹏举,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奸。前者是老牌汉奸,因年高体衰,办事不力,汪伪中央只得委派年富力强的新汉奸郝鹏举接替郝鹏(郝鹏生于1881年,年长郝鹏举22岁)。     

半截子汉奸——陶希圣

在共产党眼中,他是汉奸;在国民党眼中,他也曾是汉奸,但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高官;在货真价实的汉奸们眼中,他又是“誓当杀之”的对象。自言“这一生,前一半是教授,后一半是记者”的陶希圣在读者的眼中,又会是什么?     

文化汉奸:林柏生与胡兰成

正中国抗战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政务次长胡兰成等文化汉奸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危害和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政治汉奸、军事汉奸和经济汉奸。一林柏生,号石泉,1902年出生在广东信宜县一个南洋华侨的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华侨出资开办的岭南中学,1922年秋考入岭南大学。该校是一所开明进步的学校。在校内,林柏生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思想十分激进,常在同学之中发表演说,讴歌革命,成为学校     

惩治汉奸工作概述

一、战时的防谍肃奸工作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三种政权(国民党政府、中共抗日政权、伪政权)和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存的局面。因此,战时对汉奸的惩治,主要是由国民政府和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进行的。收买和利用汉奸“以华制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惯用的伎俩,并在实践中收到成效。早在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以及华北事变后出现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不利中国。鉴于汉奸助敌之事时有发生,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就确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惩治汉     

蒋阎如此惩汉奸

1946年国民党蒋阎政权曾在大同演出了一幕惩办汉奸的丑剧,当时我也在被惩办之列,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一想到此事,仍然使人感到啼笑皆非。 视汉奸为“功臣”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曾给日方充当过爪牙的大小汉奸都胆战心惊、朝夕不安。在大同地区,大汉奸害怕被惩办,小汉奸顾虑失业,一些血债累累的匪特则早已携带细软借机逃窜,情况十分混乱。不久蒋介石下令,命各地敌伪人员坚守岗位,不能擅自移动,并声称国民党的方针是:“只论     

蒋介石为何不杀周佛海

抗日战争胜利后,汪伪政府中的许多大汉奸,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公审后都被枪决了,但二号汉奸周佛海却免除了死刑,这是为什么呢？     

大汉奸王揖唐受审记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华北首先沦陷,日军立即着手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故而华北地区的汉奸相对“出道”早一些,可谓汉奸元老。可是,直到1948年夏天,全国范围的肃奸审奸已告结束,而华北地区的头号汉奸却还在北平姚家井的第一监狱里,躺在床上捂着被子,在炎热中哼哼唧唧。 这老头就是刁钻古怪而又狡猾异常的王揖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