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权诉求的演变

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的力量、作用和影响等出现了明显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向国民党提出分配中央政府权力的要求.对此,学术界一直都集中于研究"联合政府"主张.而在实际上,共产党对组建独立政府也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这两种政权诉求有着不同的特点、影响和利弊,但都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关系.共产党经过一番取舍,最终对这两种政权诉求进行融合,使联合政府主张增添了具有指导性的组建独立政府的内容,成为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探索.     

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作为这个问题的延伸,中共随之提出与国民党联合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从当时与后来的实际意义看,此事都不具有显赫的历史效果,但是为当时中国政治的背景,留下了一个印记。 针对联合政府主张,1945年1月,蒋介石提出一项反建议,即在行政院内设立一种“战时内阁”,容纳中共和他党参加,但周恩来表示,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内阁。正当谈判往复折冲之际,雅尔塔会议于2月12日发表公报,决定同年4月25日,由美、苏、英、中、法5国共同召集旧金山会议,制订联合国宪章。至此,罗斯福苦心酝酿的中国的大国地位基本确立。受此项决定的鼓舞,蒋氏对中共的态度骤变。2月13日,蒋氏“声色俱厉”地对周恩来说:中共不能推翻国民     

民建在1948年—1949年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指日可待,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作为争取中国民主政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热烈响应了这一号召,并亲身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过程。     

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

一、同一个“新民主主义”,潜在的倾向性分歧 新民主主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思想,“新民主主义”在1940年经毛泽东提出,刘少奇等也有论述,到1945年党的七大前后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其核心主张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要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后,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新政协运动在香港

1948年上半年,随着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进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业已显露出胜利的曙光。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5月1日,毛泽东主席又就此致电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钧儒,提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5月2日,中共中央又致电上海局,要求他们通过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及地下党组织,征求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当时…     

读者来信

正读罢2017年第5期《蒋介石治党:自己打倒了自己》这篇文章,感慨、感想、感悟、感触一拥而上。以前听岳父讲过,那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年初,国民党为了继续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统治,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积极发动内战,也积极补充兵员。     

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重庆谈判就其政治范畴而论,是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展开的若干次对抗中的一个回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为此,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从而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在此条件下,重庆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要求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结果,双方互有胜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抗战胜利初期中国民主同盟的建国思想

抗战胜利后,以国共以外第三大党自居的中国民主同盟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怎样制定宪法,政府应有哪些职责和权限,如何实行政党政治等问题,系统阐述了"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思想,提出了民主建国的基本纲领和解决时局的政治主张,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迅速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民盟阐述的战后民主建国思想,基本上被1946年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协议所接受。     

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国共和谈

我是1944年9月在重庆由张君劢和章伯钧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加紧发动内战,破坏广大人民刚刚获得的和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中心内容是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让人民过上和平民主的新生活。民盟等“第三方面”力量,也为争取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国民党始终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一方面对解放区大举进攻,一方面对民主党派大加迫害。我从1946年初调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后,便亲身经历了国共及第三方面人士在重…     

香港参加民革回眸

全国军民浴血抗战八年,苦难深重,胜利后,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由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代表,飞到重庆同国民党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协议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建设国家。但是签字的墨汁未干,蒋介石就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与此同时,还由国民党中央派人到各省市吹风,向国民党高层人士传达蒋介石的旨意。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     

“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形成了"多党政治"的思想.回国后,鉴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事实,胡适分别于1932年、1948年和1950-1952年提出让国民党自由分化的政治主张.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胡适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进步青年在国统区的组织形式

60年前,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指导下,建立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秘密组织：“民协”、“民青”、“新青”。此前,则是没有组织形式的组织“据点”。这些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及其衍生的进步青年团体,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力量,是推翻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的主力,并发展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的主要构成部分。     

略论“一·二八”抗战期间国民党内的和与战之争

淞沪抗战是以十九路军为代表的中国军民反抗日军侵略的爱国壮举。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始终存在着是抵抗、还是妥协这样两种方针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国民党内的分化加剧了,要求抵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妥协的,有代表美英利益的蒋介石,与代表亲日派的汪精卫;主张坚决抵抗的,不仅有国民党左派冯玉祥、李烈钧等。而且还有要求民主宪政的中间派。如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按照这场争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中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为例

从中共对内蒙古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可见,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中共自成立后实际上一直坚持源自于苏联的民族自决理念与联邦制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还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了相关的试验。但是,基于不同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国民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所采取的办法与中共基本上是反方向的,因而坚决反对中共的做法。受到国民党等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牵制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在实践中收回民族自决的做法,建立属于中国版图内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受此启发,到1949年8月底至10月初,可能在苏联建议下,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考量,中共才放弃了民族自决与联邦制的主张,正式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幕后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对日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如何挽救民族危亡,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关系.     

广州国民政府述论

本文所称广州国民政府,系指1925年7月至1926年12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政权。它作为“党治”的产物,即作为国民党的政治信念、政权理论和治理主张的体现,其政权行为相应表见出复杂的状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政治,产生复杂的影响。     

承认新中国与新民主主义外交的酝酿

新民主主义外交酝酿于香山时期。在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在考虑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关系时,所主张的是建立外交关系,而非承认问题“。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作为两个国际法术语,各有其内涵,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共中央此时对美外交以及整个对外关系的处理,显然受到苏联的影响。国民党在冀图英美等不要承认新中国的策略上,曾寄望于通过联合国机制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无论是国际法理还是现实情势,都促使国民党认识到,妄图阻挠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只能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