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用过的两个别号

匡亚明(1904—1996)早年曾经用过“远生”和“洛阳少年”的别号。这两个别号的由来都跟他的读书生涯有关。 匡亚明在16岁以前,读的全是父亲遗下的《四书》、《五经》等古书。后来阅读了胡适、梁漱溟等人的哲学著作及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岁时,从朋友处借来一部《红楼梦》。这一读,便动了真情,看到林黛玉临死的一幕,眼泪竟泉涌般的不住地流。“老太太,你白养了我一世了！”临终时黛玉对     

简评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创者。他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旧史学,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梁启超没有随时代前进去发展自己的史学思想,相反地是在惶遽、倒退中最后否定了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从梁启超较全面提出他的史学理论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这一阶段。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写成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书,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首先,他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史界革命”当     

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轫——以《欧洲战役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1914年年底问世的《欧洲战役史论》,是梁启超撰写的中国最早的“一战”史研究专著,该书致力于探讨“一战”爆发的原因等问题,不仅文辞畅达,引人入胜,而且蕴含了其经世意识与史学观念的变革,集中反映了梁启超自觉开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风范。从梁氏自己撰述、主持《大中华杂志》、主编丛书的设想和各种评论等综合角度来看,他在兴起阶段的中国“一战”史研究中实具有一种全方位的先导性,充当了引导者和指导者的重要角色。对他之后中国“一战”史研究加以细致清理,便能证实这一点。梁启超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考察和思索,不仅有助于理解他由热衷政治到专事学术的人生转变,而且可以见证其史学及文化思想从崇尚“进化论”、追求“现代性”到对其予以深度反思的心路历程,具有某种转折意义。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吸取了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百日维新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契机,从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对变法失败所作的深刻的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转变的轨迹。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当他1897年主讲时务学堂时就已萌发,而作为较系统的民权观的形成,则体现在他1902—1903年所写的《新民说》论著中。《新民说》的启蒙意义在于,当资产阶级革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梁启超“荀学”评价为对象的考察

梁启超在不同时期对荀学评价的变化,展示了他一生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活动轨迹。在梁启超热衷于政治宣传的时期,他抨击荀学。在政治失意游历欧洲之后的几年中,他借学术手段而行其政治思想,这段时间他对荀学的评价与早年不同,但并不客观。梁启超晚年全身心投入学术事业以后,能够客观评价荀学,为其一生的学术事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梁启超的民权观与卢梭主权在民说

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学说的认知,并不自戊戌始。早在1890年,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归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是为梁启超初次接触西学的情景。1892年,梁启超终于“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到1895年作《西学书目表》时,梁启超涉猎的西学西书已达300余种,其中“西政诸书”里的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即属社会科学类。梁启超就是从这类西书中,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正是在初步涉猎西方政治学说的基础上,梁启超才“决然舍去旧学”,并在戊戌维新时期形成了以设议院、开民智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他明确指出,开民智“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接着在创办上海大同译书局时又进一步强     

从“诵古文”、“南游”“北涉”到“仕为郎中”——司马迁生年及其与当时儒林关系的再探索

《史记·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北涉汶泗;……于是迁仕为郎中。”司马迁这段青少年时代的自述,连用了“则”、“而”和“于是”三个连接词,表明了他早期生活经历中的三个转折点。更为重要的是“十岁”和“二十”两个年次,恰好标志了他生活旅途中的两块里程碑。从这些转折点和里程碑,联系到当时的历史事件、仕进制度,特别是儒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对司马迁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了解,而且对于探讨久悬不决的生年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线索。试分别论述如次。     

厦门话“无妻无猴”的由来

厦门方言俗语中有“无妻无猴”的说法,含有鄙薄之意。 相传清朝初年,厦门有一个穷书生借住在山岩读书。他不用僮仆,只驯养一头猴子,这只猴子聪明伶俐,经常帮助书生扫地做饭,书生专心读书,日日上进。这天,有一位当地富绅特地上山岩来拜访书生。宾主坐谈时,猴子托盘献菜,伶俐而且有礼貌,绅士觉得十分稀奇。他认为书生能驯化猴子,必定是位才德过人的青年,回家以后便请人作媒,愿将女儿许配给书生为妻。书生则满口答应了亲事。     

程瑶田的汉学成就与治学精神

一、生平简述清代汉学大师程瑶田,字易田,一名易畴,号让堂,安徽歙县人。生于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卒于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程家世代为盐商,程瑶田兄弟七人,大都经营盐业。惟他自幼好学,勤于思考。少入私塾时,塾师问：“盍言尔志？”答：“无志。穷达由天命。穷为匹夫,不得曰非吾志而却之也;达为卿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众生说：“是圣贤之志也。”程瑶田则谓：“读书不当师圣贤耶？”①可见他在少年时代即怀有远大的志向。及长,他与戴震过从甚密,时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他在《五友记》一文中写道：“吾与东原（…     

梁启超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关于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是非功过,历来就有不同评价。有的认为梁启超从伪装革命到公开反对革命,始终是革命派政治思想上最危险的敌人;有的则认为梁与革命派殊途而同归,革命派固然居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之首功,梁启超亦应“侧身一席”,因为他间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究竟梁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何?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可以辨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过是非,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梁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的阶级特性。     

我的爸爸刘伯坚与宁都起义

1894年腊月十四日,我的爸爸刘伯坚诞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今平昌县）龙岗寺小镇上,靠祖父刘显贵开个小客栈,维持生计。他4岁时就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以后,在具有维新思想的老师指导下,他喜欢读梁启超的《中国魂》。课余,他还贪婪地博览《三国》、《水浒》、《楚词》、唐诗、宋词……他钦佩岳飞“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严明军纪,立志效法祖狄“闻鸡起舞”的精神。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真理的追求。不久,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赵世炎、李立三等8人在巴黎组成“…     

故了毛泽东18年秘书的田家英

田家英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跟随毛泽东18个年头。他不仅才学深厚,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还做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文史老师,备受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他为人坦城刚直,自喻为“京兆书生”,并自吟《京兆书生》诗一首：“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就是这样一位诚实正直的书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最终被迫蒙冤自尽。     

《新唐书武元衡传》标点勘误一则

偶读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卷158《武元衡传》:“宪宗即位,始册为皇太子,元衡赞引,因识之,及登极,复拜御史中丞。”初阅这段文字,疑有措词疏误,以致文义相悖之处。如唐宪宗李纯被“始册为里太子”和“即位”这两件事从行文来看似乎前后倒置,而文字又过于简略,读后使人颇生疑窦。后再三思之,方悟这段文字中间有自注、插叙之处,并非行文失当。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     

瞿秋白轶事

瞿秋白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仕宦书香之家。秋白幼年即乘巧聪明,四五岁时,母亲口授其易于背诵的诗词。入学后．秋白读书刻苦用功,成绩每名列前茅。11岁那年．小学尚未毕业的秋白．以优异成绩考进常州府中学（今常州高级中学)。在中学里,小秋白对史哲的兴趣尤为浓厚,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饮冰室集》、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和有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内容的书籍都是他所钟爱的。     

我所结识的胡乔木

一位是有着“书生”气质的党和国家宣传理论战线的高级领导人,一位是享誉军内外的作曲家。他们既是词曲相酬的诗友,也是共同反对“四人帮”推行极左、颐指文坛行径的相知战友。本文作者不仅追忆了他经历的这段艺坛佳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乔木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前途的思索。     

步行进藏纪事

1967年11月,19岁的程德美和他的兄弟们,借助“文革”串联机遇,历时3个月。行程约2500公里,在整整一个冬季里。从成都到拉萨,把脚步切实地踏在了高原大地上。30多年以后,他将自己这段经历以及自己从此与西藏结下的不解之缘,写成了《高原反应》一书。该书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从书中节选。     

“京兆书生”田家英

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共跟随毛泽东18个年头。他不仅才学深厚,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还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文史老师,一度备受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而且为人坦诚刚直,曾自喻“京兆书生”,并自吟《京兆书生》诗一首：“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但就是这样一位诚实正直的书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最终被迫蒙冤自尽。     

邪马台国社会性质初探

本文试图对邪马台国社会性质这一富有争论的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现从五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意见。一王和王权古代日本从公元二世纪初,原始社会开始解体,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讲义》里,将过渡时期名为“英雄时代”。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阐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过了自己的英雄时代。”恩格斯这段历史普遍规律性的论述,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日本的古代历史,世界各地和各民族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但这个原理是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意义。     

《古史辩》学派主帅顾颉刚的为人

30年代,在北大群星灿烂的教授中,有一位被人称为《古史辩》学派主帅的顾颉刚先生,他中等身材,戴眼镜,穿宽大袍子,恰是一个传统中国学者的形象。“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顾颉刚1893年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己讲：“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祖父是一位秀才,喜好书法,精通《说文》,著有《说文通俗》十四卷等。一生以幕僚为业,曾游幕湖北、江西、贵州、山东等地,年逾六十才返回家乡。是个学有根底而又眼界开阔的人。祖母则是一位徽商的后代,据称是“极能干而有决断”的。由于双亲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