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金时期出土文物看当时文化发展状况

文章通过对辽金时期出土文物进行分析,探讨了当时文化发展的状况。从陶瓷器、铁器、玉器、书画作品和古城遗址等方面进行研究,揭示了辽金时期的平民文化、军事文化、丧葬文化、士大夫文化和迁徙文化等特点。陶瓷器反映了平民生活的多样性和繁荣;铁器揭示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军事文化的特点;玉器与丧葬礼仪相关,展示了对丧葬文化的重视;书画作品显示了士大夫文化的兴盛;古城遗址揭示了迁徙文化的存在。这些出土文物为深入了解辽金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线索,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面貌。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和爱好者来说,辽金时期出土文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雅的裁量权——论明代士大夫集团在文化商业化中对话语权的垄断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集团在文化—政治的权力架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使文化的商业特征得以充分展开。士大夫通过文化商品品第与艺术内涵的决定、新风尚和消费模式的引领等,掌控了文化商品价值的裁量权,同时参与到文化商品的供给、交易中,得以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的垄断地位,并使其文化创造活动兼具经济意义。新崛起的商人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挑战士大夫对文化资源的独占性与权力的排他性。但由于士大夫对文化核心价值定义的垄断,商人只能从而导之。在文化商业化的进程中,士大夫凭借其在文化上的垄断,成功地强化了其在文化、政治、经济权力架构中的地位。     

《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方文化论战》读后感

《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方文化论战》主要围绕中国正统士大夫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并强化起来的。这种态度又如何延续到了近代,并对应付西方文化挑战的方式产生了哪些消极影响。本文系统阐述了《儒家文化的困境》这本书的核心内涵,并对这本书的历史地位进行简短评述,最后总结出我从此书中获得的启示。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显著扩大。具有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文化作为谋生资本的作用,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引导整个文化消费风尚。商人与普通民众亦步亦趋,雅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士大夫的传统义利观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政治还是娱乐: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

《杏园雅集图》是明代宫廷画家谢环绘制于1437年的重要作品,对正统二年三月一日在杨荣的私家花园"杏园雅集"活动做了图像表现。这是一位宫廷画家在业余时间的绘画活动。雅集活动与图像涉及当时在职的九位朝廷文官,其中包括诸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王直、王英等朝廷重臣。本文对绘画对象中的人物背景进行梳理,发现这些人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馆阁诸公",具有很浓的地域政治特性。作者首次讨论了"杏园雅集"活动和《杏园雅集图》的图像模式的深层含意,破解背后的真实用意和功能。自始至终都以"政治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视角展开了彼此交织的一系列讨论。     

故宫博物院藏两卷《乙丑同年雅集图》与明清该题材图像的演进

故宫博物院保存有清佚名《乙丑同年雅集图》第一卷的摹本及第三卷,表现的是嘉庆十年乙丑科（1806）同榜进士的雅集活动,形象地展现了清代中后期以同年为纽带的文官定期雅集的文化活动。此两卷之前未被展出或发表,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笔者通过对两卷《乙丑同年雅集图》的创作缘由、过程及作者进行讨论,判断了第一卷为叠加绘制的绘画方式,且两卷均受波臣派画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明清时期该题材图像的继承与演进,填补了关于清代同年雅集图的研究。     

明代绘画中文人的艺术化生活

明代文人雅士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雅集、园林、玩古等,这些场面被真实地记录于明代绘画之中。明代"雅集"题材绘画的风格样式逐渐规范化和肖像化;园林山水画更具写实性;庋藏珍玩的题材使得画作品味更具高古之风。这表明在明代商品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生活风尚逐渐趋于艺术化,这也体现出明代文人士大夫独特的生活和艺术品味。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17世纪青花瓷器上的世俗情趣与文人气质——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为例

正17世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市民阶层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摒弃了农耕社会的简朴生活,开始崇尚精致与奢华。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普遍沉浸在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致生活中,除了参加琴、棋、书、画等各种高雅活动,他们还鉴赏绘画和艺术品,同时介入了戏曲、园林、家具     

从文化角度看习语翻译

相对于人类创造活动来说,文化和语言都属于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习语在语言应用中尤为重要,翻译是对文本进行解码和编码的双向活动。随着当前社会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习语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文化角度针对习语翻译的方法和原则进行了简要分析和阐述。     

宋金时期的北石窟寺

宋金时期北石窟寺的信仰功能较唐朝已有所削弱 ,主要成为士大夫游览、会友和附近黎民百姓集会以及开展各种民俗活动的场所。本文依据宋金碑铭和题记的有关材料 ,对这一历史时期北石窟寺的文化风貌以及它对特定民族关系的折射进行初步的考察     

论宋代墨竹墨梅兴起的缘由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文人画在此大背景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以墨竹墨梅为题材的文人画已经形成了一门专门的画科,它的兴起与士大夫阶层的阶级性质、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审美取向等息息相关,也同宋代文人雅士爱梅好竹以及梅竹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有很大关联。     

《红楼梦》中的基督教思想与活动──教士涉足大观园

本文将《红楼梦》中涉及基督教思想与活动的相关内容抽绎出来,结合曹雪芹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进行了缜密的解析。     

明清岭南士宦主持纂修河南地方志述略

中国流官制度对推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上北上河洛地区的岭南进步人物对中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长期的工作寓居或短暂的交游会友，北上河洛地区的岭南士宦与当地学人建立起同事、同宗、同党、联姻等关系，不时进行联欢性质的宴游、学术性质的清谈、养生送死的人情等社会文化交游活动。纂修志书、雅集唱和、编刻文献、修庙宇、建书院、办教育等学术文化交游是士宦重要的生活内容，文章专列13种参与纂修的志书和6种待访书目并作述略。     

“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正>在南开历史学科建立90周年之际,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于2013年10月18-19日在天津召开。与会学者参照欧美学界近年所谓"宋元明历史过渡"说,在"政治文化与士大夫缙绅"、"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两大议题下,就唐宋变革后的官府政策、土地赋役、富民、农商、基层社会、北方族群、江南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贯通性"的探研和争鸣。     

北宋士大夫的审美追求

正传统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素有精通诗、琴、书、画的雅称。这既可理解为其品行修养的体现,也可视为种种文化资本的象征。不过,要想进一步深入这些有关"美"的实践历史脉络中,一探究竟,却未必是一件轻松可得的事情。所以在读过由美国学者艾朗诺著的《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后,觉得自己脑海中原有的那些常识性判断难免显得过于简单、浅薄了,而此书则很好的呈现了古代中国更富有历史性、思想性和创造性的艺术史图景。在内容构架上,《美的焦虑》一书主要围绕"艺术品的鉴赏与收藏"(第一章和第四章)、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宋代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倡导社会变革,体恤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笔者认为两宋社会在内忧外患中维持三百余年,士大夫的这种忧患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辽金元史籍简介

宋辽金元时期是指两宋政权和辽、金民族政权先后并存到元朝统一中国这一长达四百余年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展和史籍著作的大量出现。因此,宋辽金元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发展时期。 在宋代,政府与士大夫十分重视史籍的编修工作,尤其注意对本朝历史的研究与著述,     

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

邹公是汀州四保地区最重要的地方神,至迟元明以来就为当地村落所崇奉,并被当地邹氏视为始祖。文献资料多认定邹公是南宋状元邹应龙,实际这一说法在明代后期邹氏地方精英开始有意识进行收族活动后才出现,与汀州流传的一系列斗法传说有关。这些传说透露出邹公不是状元,而是位神通广大的法师。邹公从法师到状元的身份转换过程,不应简单归结为士大夫文化取代地方文化的过程,而应视为道教、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几种文化传统相互合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