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

本文梳理了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脉络,并对其形成动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自彭头山文化至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就产生并逐步发展起繁荣的稻作农业经济,逐渐形成稳定的稻作农业文化传统;生业模式由采集和渔猎为主,向稻作种植和家畜饲养为主逐步过渡。汉水中游作为长江中游与中原文化交汇的过渡地带,起到了农业交流的桥梁作用,稻作与旱作由此分别向北和向南持续传播。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文化影响的不同,长江中游的各个地理单元,其生业经济结构又表现出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差异,这其中文化因素应是主要动因。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东北地区的生业初探

将东北地区的生业特征分为两个大的区域进行长时段的归纳,可以看到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到青铜时代开始,种植农作物和家畜饲养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南部地区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出现少量的农作物,当时可能也开始饲养家畜,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在燕山南北地区发展缓慢,而在辽东半岛南端地区则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到青铜时代,主要分布在辽河下游地区的高台山文化以种植粟等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也包括渔猎活动。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种植粟和黍及饲养家猪为主,家养动物中牛和羊的数量较多,畜牧业开始出现。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燕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均呈稳定发展的趋势。这些特征的形成与当地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及更替状况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的制约和黄河流域地区以农业为特征的文化的影响有关。     

豫北地区龙山时期生业经济的考古学观察

豫北地区龙山时期各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的分析结果表明,当时已存在以旱作(粟、黍)农业和家畜饲养(猪、狗、牛、羊)为主,兼营采集、狩猎和捕捞业的生业模式。少量大豆、小麦、稻米等农作物的发现表明这一区域自龙山时期就已"五谷俱全",农业种植结构趋向复杂化。自然环境的优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频繁推动了豫北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和农业经济的持续繁荣,约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该区域与中原其他区域基本同步步入文明社会。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新疆地区的生业研究

本文梳理了新疆地区新石器至先秦时期的动植物考古资料,试图通过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解析当时的生业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目前,该时段新疆地区做过动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存共6处,分别做过动物考古或植物考古的遗存各有2处和7处。动、植物资源的利用以青稞、小麦、粟黍,以及羊、牛、马为主,呈现出农牧兼营的生业特点,是因地制宜、中西交流的结果。下一步工作将对新疆生业的历时性变化、局地差异、各类作物、家畜在新疆的具体传播路径做更深入的探索。     

汉水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经济探索——郧县大寺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

汉水中游地区位于中国南方与北方文化交汇地带,南北方文化因素来回拉锯,属于典型的考古学文化"漩涡地带"。相比黄河、长江流域,该区域的生业经济并不明晰。本文通过对该区域的郧县大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认识到该遗址的生业经济是家畜饲养与狩猎经济并重,具有南北地带过渡性的特点。同时,通过与周边数个遗址的对比发现,汉水中游地区的生业经济在区域内部存在差异,初步推测这种差异可能与仪式性的活动需求有一定关系。     

交流与转化——黄河上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方式初探（下篇）

<正>三、讨论(一)家养动物和农作物的传播和扩散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陆路交通开展的,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东西方已经存在人群扩散、物资运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称之为"史前丝绸之路"~(1)或"欧亚草原通道"~(2),就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而言,主要表现在中国起源的狗、猪、粟、黍的向欧亚草原西部地区的"西渐",以及西亚起源的黄牛、绵羊、山羊、大麦、小麦,西亚和中亚起源的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二）

<正>3.良渚文化(1)莫角山遗址莫角山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它是一座人工营建的大型长方形土台,整体由古尚顶土台和上面的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个小土台组成,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现存高度8米以上,以其超大的规模成为良渚文化遗址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遗址~(1)。2011年～2012年,莫角山东坡的废弃堆积中出土了一个填满大量炭化稻米的灰坑,灰坑范围为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上)

近万年以来,长江下游一直有古人类栖居,见证了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先民在具有本地特色的多元化生业实践中,最终奠定了以水稻栽培和家猪饲养为主、多种经济类动植物管理为辅的生业经济格局。本文对该地区新石器至先秦时代57处遗址所开展的动、植物考古和骨骼稳定同位素研究的数据进行梳理,初步评估各遗址中农作物和家养动物在动植物组合中的比例,进而分析生业活动的类型和特点、生业经济的宏观历时变迁,以及与物种驯化起源、强化农业的确立和衰落相关的问题。长江下游在距今10000年左右已有以水稻栽培为代表的农业因素。距今8200年~5300年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期,动物资源以狩猎采集为主、家养为辅,植物资源从水生植物果实逐步过渡到以水稻为主,水田耕作技术得到发展。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达到全盛,以水稻强化生产和家猪饲养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确立。随着良渚文化的式微,农耕和家畜饲养都有所萎缩。商周时期,北方旱地耕作传入。我们提出,未来的研究应重视该地区生业的多元性特点,把对水稻的特别关注转向对更多其它物种的考察,从人类生态学角度全面地解读长时段人地关系的变迁。     

甘肃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甘肃与新疆、内蒙、宁夏和陕西北部等地区接壤,沿着这一地区自西向东向西前进,历来是沟通中原与北方民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传播通道。在距今4000年左右直至汉代,甘肃地区一直呈现出与不同文化圈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现象,使甘肃本土文化表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为汉代以后东西方之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淮汝颍地区是先秦时期文化交流的中心

淮汝颍地区是指淮河、汝河、颍河交汇地区。其地理范围东到涡河,北及许昌——太康一线,南至大别山脉,西达桐柏、外方诸山。地势西高东低,河谷阶地与冲积平原相间。在它的东面和西面,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中间无任何天然屏障;南面是广阔的江淮丘陵,西面经方城缺口、桐柏缺口可进入南阳盆地;西南经“义阳三关”可直达江汉平原。可以说,淮汝颍地区是各大地理区相互辐射的交汇点,是东西南北各大地理区交汇的中心。这种开放的地理格局,为上古时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理舞台,而分布于此的古诸侯国又为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先秦时期的带

带是古代服饰中的重要附件,作为服饰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近成熟,并对以后带饰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主要依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试对先秦时期带的形制、结构、用带制度等问题进行探讨。     

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初探

本文通过梳理河南地区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年—4000年)河南地区豫北、郑洛和豫西南三个区域的生业方式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南地区是以采集渔猎为主、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辅的生业模式,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发展为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模式;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作物中新加入了大豆和小麦,家畜中新加入了黄牛和绵羊,多种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方式逐渐形成。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掌控、文化和资源的交流是生业发展的主因,同时自然环境对生业起到了制约和促进两方面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进程中,生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广西地区出土先秦两汉时期带钩初探

带钩最初是古代贵族、文人以及武士用来连接腰带两端的挂钩,后来成为古代服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王仁湘对带钩的分类方法,广西出土的带钩可分为六式,分别为：Ⅰ式水禽形、Ⅱ式兽面形、Ⅲ式曲棒形、Ⅳ式琵琶形、Ⅴ式全兽形、Ⅵ式异形,其时代最早可至战国中晚期,普遍使用于两汉时期。从墓葬中带钩的摆放位置与共出物的关系看,带钩应大多用作佩挂器物而非系束。广西恭城、平乐等地的战国墓形制与随葬品有着很浓重的楚式风格,带钩与饰品、刀剑扎堆摆放的情况在各地区楚墓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广西地区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的带钩,反映了中原文化、楚文化与岭南骆越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生业模式的转变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牧业经济是两周时期西戎族群最为重要的经济形态。然而,考古学研究表明寺洼文化与东周西戎文化分别代表了两周时期的西戎族群的早晚两大阶段。两者在居址、出土动物骨骼、遗物及艺术主题等方面都具有明显差异,这表明早期西戎与晚期西戎所使用的生业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的生业模式经历了由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为辅的定居生活转变为游牧经济的过程,其变化的原因与人群的变迁有关。     

论先秦时期湖北地区的技术发展与文明

文章利用了新的考古资料,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先秦时期湖北地区的技术发展与当地文明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使人们对当时的技术成就的认识更为系统全面。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与稻作农业

本文基于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和稻作农耕遗迹调查和发掘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和稻作农耕进行了综合研究。研究勾勒出良渚稻作农业文化体系的生业形态特点:稻米生产发达,瓜、果、蔬菜等种植业结构完备,采集食物作为补充。以河道、水渠、田塍为基本要素的灌溉农业的成熟,以翻耕、除草为代表的栽培技术的改进,以选留良种和无性繁殖为特点的品种选育和繁育技术的进步等促进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表现为农作物驯化历程基本完成,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等。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加速了社会分工和复杂进程化,增强开展大型工程建设的能力,为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先秦时期水晶制品初探

我国先秦时期水晶制品的发展以春秋晚期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现的水晶制品数量很少,分布极为零散;第二阶段,春秋晚期水晶制品在北方地区开始大量出现,战国时期已成为相对较多见的一类饰品。齐都临淄地区是水晶制品使用的中心地带。水晶制品以制作各类配饰为主。水晶的较晚使用可能与其物理特性及加工工艺相关。     

先秦时期舆论监督初探

我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中还保存着相当成份的原始民主的遗迹。君主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十分重视,通过许多途径探听、搜集人们的意见和牢骚,以知得失,自考正。庶民还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氏族社会的民主权利,他们通过“诽谤”朝政来参政议政。其舆论对君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就这一时期的舆论监督做一初步探讨。     

先秦时期的会盟问题

先秦时期的会盟问题张二国会盟问题,是先秦史领域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自清以降,中外学者在该课题上花费了大量心血,著述颇丰,举其要者,如：（１）清姚彦渠《春秋会要》①、秦蕙田《五礼通考》②、《皇清经解》及《古今图书集成》③等书,都对春秋时期的会盟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