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石峁遗址后阳湾地点出土黄牛的古DNA分析

本文对陕西石峁遗址后阳湾地点出土的11个古代黄牛进行了古DNA分析,成功获得了10个古线粒体DNA数据。古DNA序列分析显示石峁古代黄牛全部是普通牛,由近东起源的T3(70%)和T4(30%)世系组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石峁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通过与周边地区古代黄牛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古代黄牛的遗传结构主要以统治性的T3世系为主,同时伴有低频的T4或T2世系。单倍型分析显示石峁古代黄牛的单倍型H1在北方地区广泛分布,反映出龙山时代晚期北方地区古代人群之间存在广泛的交流。单倍型H2在宁夏打石沟和河南二里头遗址中的出现,进一步支持黄牛由甘青地区进入中国并扩散到中原这一路线。     

二里头遗址出土黄牛线粒体DNA研究

利用古DNA技术从15个二里头遗址出土黄牛个体样本中得到9个个体mtDNA Dloop环序列。全部为普通牛,7个个体为T3世系,另外两个个体分别为T2世系和T4世系。二里头黄牛的所有单倍型在中国现代地方黄牛品种个体中存在并且广泛分布,表明经历数千年的时间,中原地区古代黄牛的基因稳定地遗传下来。     

陕西泉护村古代黄牛的分子考古研究

我们对陕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8个黄牛遗骸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成功地获得了5个古代黄牛序列。泉护村黄牛由T3和T4世系组成,其中T3世系占统治地位(80%)。中介网络分析,泉护村黄牛与5个北方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古代黄牛密切相关,极有可能来自上述地区。此外,主成分分析表明泉护村黄牛与现代中国北方组黄牛的遗传关系最近,遗传结构呈现连续性。     

新疆木垒县平顶山墓群出土马骨的DNA研究

运用古DNA技术对新疆木垒县青铜时代中晚期平顶山墓群出土马骨进行遗传学分析。共选取8匹马骨骼样本,从中提取DNA并对线粒体DNA控制区和毛色控制基因的核DNA进行PCR扩增。全部样本获得了线粒体DNA序列,在8个序列中共检测出7个不同的单倍型,可以归属到5个不同的谱系A、D、E、F、G,均属于家马的范畴。毛色控制基因的SNP检测结果显示该墓群古代马的毛色有栗色(chestnut)、栗色有白斑(chestnut tobiano)、黑色(black)和金黄色(palomino)四种。平顶山墓群家马与年代稍晚但地域相近的石人子沟遗址家马一样,都具有相对较高的线粒体DNA和毛色的遗传多样性,推测这里应该是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产马地。此外这两个遗址家马毛色控制基因的核DNA研究都印证了古代人、马匹、墓葬、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考古信息集锦

<正>穷物理2500年前青藏高原已经广泛饲养牦牛和黄牛近日,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在线发表了关于青藏高原史前牦牛驯化与黄牛利用研究的论文,揭示了2500年前青藏高原牧民已经开始广泛饲养牦牛、黄牛及其杂交后代—犏牛。该研究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雷初朝教授团队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10家单位共同完成的。该研究综合运用动物考古学及古DNA分析技术,发现西藏琼结县邦嘎遗址史前先民同时饲养、利用了牦牛与黄牛。在亲缘关系上,邦嘎遗址出土的黄牛骨与中国西北地区石峁遗址出土的3900年前的黄牛骨,     

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汉代马骨的DNA初步研究

运用古DNA技术对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汉代灰坑中出土的8匹马的骨骼进行了遗传学分析,通过提取DNA并对线粒体DNA和毛色控制基因的核DNA进行PCR扩增和测序,全部样本都获得了线粒体12S r RNA基因的部分DNA片段,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喇家遗址这8例汉代马骨均属于家马的范畴。其中6个个体还获得了线粒体DNA控制区序列,在这6个序列中共检测出5个不同的单倍型,归属3个不同的谱系A、D和F。毛色控制基因的SNP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汉代家马的毛色有枣色(bay)、栗色(chestnut)和黑色(black),都是常见的属于纯色的马匹毛色。本文的家马毛色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家马毛色多样性是从西向东逐渐递减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新疆、甘青入中原地区是古代家马进入中国的一条主要路线。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喇家所在的甘青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之间,是家马从新疆到中原的经由之路。本文的马骨DNA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甘青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陕西省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马坑出土马骨的DNA初步研究

运用古D NA技术对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西周中晚期马坑出土马骨样本进行遗传学分析。共选取4匹家马骨骼样本,从中提取D NA并对线粒体DNA控制区和毛色控制基因的核DNA进行PCR扩增。全部样本获得了线粒体D NA序列,在这4个序列中共检测出4个不同的单倍型,可以归属到4个不同的谱系A、B、C和F。枣树沟脑遗址马坑中出土家马具有相对较高的线粒体D NA的遗传多样性,依据古代文献记载和古环境特征,陕西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似乎利于不同谱系和不同品种的家马聚集至此,由此推测该地区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一个产马和马匹贸易交换的集散地。毛色控制基因的S NP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古代家马仅有枣色(bay)一种毛色。毛色的单一性与线粒体D NA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并不一致。本研究为陕西地区古代家马遗传学研究填补了空白,也为今后中国古代家马起源与扩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于新砦期遗存研究的几个问题

新砦期遗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新砦遗址、花地嘴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提出将新砦期遗存独立为一个新的文化——新砦文化。新砦文化的分布范围仍属于广义的豫西地区,其中分布区可暂分伊洛下游区(含郑州市区)和颍汝区两个小区;文化类型上可分为新砦类型和花地嘴类型。新砦文化的性质属于夏文化,夏文化包括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元代牧区畜牧业的考古证据——元上都西关厢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我们就元上都西关厢遗址2016年度发掘出土动物遗存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为元代牧区畜牧业的研究提供了考古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出土动物种属包括脉红螺、鲢鱼、鸟、狗、马、驴、猪、骆驼、鹿、黄牛、绵羊、山羊、羚羊、兔、鼠兔、鼢鼠等16种,构成了西关厢地区古代先民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的种类清单,其中家养动物包括绵羊、山羊、黄牛、马、驴、狗、猪、骆驼等8种。西关厢地区畜牧业以游牧方式为主,定居饲养和狩猎方式所占比重很低。西关厢古代先民对动物资源进行了多样性的开发和利用,以肉食为主,还包括次级产品开发、游牧助手、骨料来源、交通运输、祭祀用牲等多个方面。结合该遗址植物考古学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西关厢地区古代先民采取了农牧兼营的方式,牧业经济甚至比农作物种植更为重要,呈现了一种较之于燕家梁遗址而言更为典型的一种牧区畜牧业方式,证实了历史文献,为深入探讨元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     

古人骨DNA的提取、扩增、测序与研究

古代生物遗体中的DNA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后,总会发生破坏和损伤,因此,古DNA 的长度至多有几百个碱基对的水平。本文对出土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山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内 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青铜时代遗址和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族墓葬的古代人骨进行了古 DNA的实验研究。从4例古人骨标本中提取出古DNA。提取物的线粒体DNA片段由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且被测序。本实验证明了扩增序列的真实性,不存在外源基因的污染。通过Clustal X序列分析软件进行同源性比较后,发现龙头山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与三道湾汉代鲜卑族居民之间的同源性较近,而西山新石器时代居民与前二者之间的同源性则相对较远。〔     

中国山羊的起源与扩散研究

家养动物的起源与扩散与农业起源、古代贸易、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山羊(Capra hircus)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为早期人类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奶、羊毛和毛皮,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由于早期动物考古研究的局限性,动物考古学家并没有仔细区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绵羊和山羊,而是笼统地以羊来代替,导致我们对山羊在中国的起源、驯化及其传播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本文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资料,同时结合现代山羊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山羊的古DNA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山羊的起源与扩散过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墓地和遗址

<正>2015年6~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伊犁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墓地和遗址实施了考古工作,共计发掘墓葬76座、遗址1000余平方米,出土文化遗存300余件(组)。发掘的76座墓葬,依据墓葬封堆、墓室结构、人骨葬式和随葬品等将其分为青铜时代中晚期、青铜时代晚期、早期铁器时代、塞乌(塞人和乌孙)时期、隋唐时期和宋元时期墓葬六个大的阶段。虽不能确定这些墓葬的沿袭关系,但大致的文化序列极为明显,这对于构筑喀什河乃至伊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框架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遗迹共清理有房址5座、灶址8处、灰坑50余个。最具规模和代表性的为F2。建筑面积200余平方米,平面大致呈长方形。     

河北省磁县北朝墓群M003墓主人元祜的线粒体DNA分析

本文对出土于河北省磁县北朝墓群M003号墓墓主人元祜的人骨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从元祜个体的线粒体DNA高可变Ⅰ区的突变位点及共享序列分布情况来看,推测元祜个体可能是东胡的后裔,并且该单倍型在东胡人群及其后裔中有一定的基因连续性。东魏王朝皇族元祜身份明确,族属为拓跋鲜卑。元祜人骨的线粒体DNA研究,对于判断拓跋鲜卑人群的遗传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陶衣技术的发展研究

本研究利用EDXRF、EPMA和Raman光谱等技术对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案板遗址、西坡遗址、陶寺遗址、瓦店遗址、桐林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衣涂层进行组成结构分析,研究陶衣的原料特征和制作工艺,并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陶衣进行综合对比分析,为探讨陶衣技术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与釉的起源关系提供依据。结果表明,案板遗址发现的青色光亮涂层中含有较多量的钾(约14%)和磷,这与植物燃烧后的草木灰中含有高含量的钾和磷相似。西坡遗址除了彩陶上具有两种类型的白色陶衣,还发现部分红陶上存在深红色陶衣,铁含量10%,原料为赭石。陶寺、瓦店和桐林遗址都发现了黑色陶衣,原料特点相似,铝含量(20%)都明显较高。二里头遗址原始瓷釉釉层厚度超过100μm,并且连续覆盖于表面。这些陶衣涂层中熔剂氧化物R_XO_Y的总含量有高有低,按时间序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递进而未表现出规律性的增长趋势。新石器时代的陶衣涂层由于烧成温度较低以及胎体易熔的特性,达不到在高温不变形的器物表面呈现玻璃状釉层的效果,但是陶衣工艺长期积累的技术形式应该为早期釉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

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是分布在黄河流域、社会发展阶段相当的两种古代文化。前者是1953年最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玉村发现的,陶器的形态“不惟与安阳小屯的出土物不同,即与郑州二里岗的遗物相比,亦大有区别”。以后通过几个典型遗址的发掘,从地层关系上证明了它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单一考古学文化。后者遗物的最早发现当推本世纪二十年代山东章丘县城子崖。1960年在山东省平度县东岳石村发掘了一组器物,由于发掘资料所限,发掘者把它归入了龙山文     

湖北随县狮子湾遗址发掘简报

2016年7月至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随县狮子湾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遗存灰坑2个、东周时期曾国文化遗存(多数为灰坑)31处。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和少量动物骨骼。本次发掘为研究随枣走廊考古学文化、曾国历史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

1995年11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琉璃河遗址墓葬区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墓葬发掘点位于京广铁路以西、黄土坡村一居民点的东侧,属原墓葬分区的Ⅰ区,现属琉璃河遗址统一规划的F15区。本次发掘了南北向10×10米探方两个,实际揭露面积171.5平方米,北T1709包括6座墓葬(M1～M5、M10)和4座灰坑(H3～H6)等;南T1708包括4座墓葬(M6～M9)和4座灰坑     

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

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新砦遗址迄今已进行了三次发掘,前两次的发掘结果已分别发表了简报[1]。2000年4～7月,由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本次发掘地点位于该遗址梁家台发掘区的中部和东部,共布探方14个,发掘面积达324 7平方米(图一)。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一地层堆积因发掘区中部和东部的地层堆积差别明显,现中部以T1东壁为例、东部以T6西壁为例,分别介绍其地层关系。(一)T1东壁(图二)第1层:地表层,为灰色疏松粉沙土,厚5～10厘米。第2～7层:出土明清至唐宋时期瓷片,属晚期堆积,厚8…     

安徽寿县苍陵城遗址出土商代器物浅论

<正>苍陵城遗址位于淮河南岸,现隶属于安徽省寿县丰庄镇冯小庙自然村辖区内,距寿县城关西南15公里,丰庄铺北约4.5公里,菱角嘴西南约6公里;淮水与颍水汇合后,顺东北方向流入6公里的拐弯处(图一)。1958年文物普查时,工作组发现冯小庙为一座古城遗址,1983年原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在此试开三个探方,共27平方米,出土遗物有陶豆、缽、筒瓦、板瓦等,其时代为西汉前期或战国晚期,与寿县城周围出土的遗物相同(丁帮钧:《一九八三年上半年楚寿春城址调查简报》,《安徽省考古学     

玉器时代献疑与美感探源

近年来,北方红山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墓葬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其数量之多,器物之精,层位之明,价值之高,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此后,有学者正式提出了玉兵阶段(文献上有“以玉为兵”之说)的问题,并认为红山文化应是玉兵阶段早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应是晚期,商代则属末期;从晚期到末期,更是玉兵被礼制化了的时代.接着,又有学者根据玉兵说,联系良渚文化玉琮问题,而宣称:中国先秦之时在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还存在过一个玉琮时代或玉器时代,认为“西方考古学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比起中国来中间缺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