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杜正胜一现阶段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问题中国人的科学考古,当从１９２６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算起,至今整整７０年。以这年为基点,５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Ｊ．Ｇｕｎｎａｒ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发掘仰韶村,创造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概...     

后太平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因素辨析

处于多种考古学文化区边缘地带的遗存,因受多个文化相互影响的几率较大,往往具有多种文化因素共存于同一遗址的特点,位于吉林省双辽市的后太平遗址也不例外。该遗址处于科尔沁沙地东缘,辽河东部源头——东辽河的下游地区,2007年经发掘,清理了以青铜时代晚期遗存为主的居住址和墓地①。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多种已为学术界熟知的考古学文化区毗邻,而此处以往又从未做过大规模的考古调查或发掘,对该区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属性的认知尚处于空白,因而．后太平遗址的发掘受到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     

期与型:考古学概念的纠结——以南关外遗存的探讨为例

南关外遗存是夏商考古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由于发掘原因导致晚期地层中混入早期遗物,因此研究者在判断该遗存的年代、属性、来源时产生了诸多分歧,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称谓。这些分歧出现的原因除了与发掘资料的解读不同外,还受制于研究者对商文化和先商文化如何界定、商文化来源于哪里、夏商如何分界和夏、商文化是否同源等问题的认知差异。分歧也暴露出考古学概念使用中的混乱和考古学基本方法与理论存在的局限性。研究者在考古发掘中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阐释过程中尽可能遵守表述规范,并结合更多的科学手段进行理论创新,以突破研究因素复杂考古学对象时所面临的囧境。     

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考古学是通过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考古学分为史前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古代都城是历史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和对象,都城是国家的历史缩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宫城是都城的政治中枢。基于上述情况,历史考古学以都城考古学为重点,都城考古学中又以宫城考古学最为重要。中国考古学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的殷墟考古发掘,近七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古代都城(包括宫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二里     

“殷墟漂没说”与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进程

众所周知,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才普及推广到世界各地。作为一门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科学的理论和操作规范,它的根本任务就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     

考古发掘的新思考

考古发掘的新思考曹兵武一考古发掘是考古学的重要环节。如果将考古学按资料的回收、整理、分析、研究并得出结论、结论的验证这样的操作流程来观察,考古发掘是考古工作的基础,后边各个环节以及认识结论的准确性程度,都必须接受发掘的制约和检验。如果将考古学按照认识...     

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上）

中国历史悠久,文献典籍丰富,在考古学文化方面。近40年来无论是田野发掘。还是课题研究,均获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然而如何将考古材料与历史传说相结合,复原中国史前史或上古史的本来面目,重建中国古代文明,这是近几十年来几代人所关注和企盼的。但这项极有意义的考古学研究工程的进展。     

考古现场的多视角三维重建北大核心CSSCI

考古调查、发掘与文物保护现场往往包含有建筑基址、墓葬、水系等遗迹,高低起伏很大,表面情况非常复杂。有时需要使用无人机拍摄与地面拍摄相结合的方法获取多视角影像,制作文化遗产的三维模型,才能全面记录考古现场的空间信息。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形态千变万化,色彩多种多样,需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拍摄多视角影像,生成高精度的三维模型。各种文化遗产的三维模型为后续发掘报告整理、考古学研究、博物馆展示等奠定了丰厚的材料基础。而低成本、易操作的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将会在考古学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中得到迅速、广泛、深入的运用。     

浅谈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现在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考古现场的多视角三维重建

考古调查、发掘与文物保护现场往往包含有建筑基址、墓葬、水系等遗迹,高低起伏很大,表面情况非常复杂。有时需要使用无人机拍摄与地面拍摄相结合的方法获取多视角影像,制作文化遗产的三维模型,才能全面记录考古现场的空间信息。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形态千变万化,色彩多种多样,需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拍摄多视角影像,生成高精度的三维模型。各种文化遗产的三维模型为后续发掘报告整理、考古学研究、博物馆展示等奠定了丰厚的材料基础。而低成本、易操作的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将会在考古学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中得到迅速、广泛、深入的运用。     

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再论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是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为我们提出的有价值的、可以繁荣考古学的研究取向.从近代起,通过实践,学者们已逐步认识到考古学的发展是受人类学的恩惠的.有的学者甚至用概括性的语言——“美国考古学不是别的,就是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来表述两者的密切关系.英国考古学家C.伦弗鲁讲到当代考古学发展趋势时明确地指出:“在过去,考古学单纯地被视为重新发现历史实物的一种技术;进行发掘的目的,只是在于发现和组织一些相互联系的表象描述.用G.柴尔德的话来说,考古学者是‘拼凑过去’.今天,有更多的理由相信考古学正趋向于突破这一点.”“二十年以前,考古学工作一直被认为是‘从实物出发,即注意整理材料;今天的考古学将要‘从问题出     

仰韶和她的时代

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而言,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意义重大。或者说,仰韶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起点。因仰韶村的发掘得名的仰韶文化、遍布中原的几千处遗存、以及这个考古学文化里非常核心的器物要素——彩陶和小口尖底瓶,在某种意义上代言了公众对史前考古的认知。而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仰韶时代,遍布在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学文     

殷墟考古78年

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迄今已78年了。在我国古代文化遗址中,它是发掘时间最长,发掘次数最多,发现的遗迹、遗物最丰富,参加考古发掘的人员最广的一个。78年来,殷墟考古的历程,反映了我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发展到繁荣的历史。     

四川阆中市灵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

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位于四川阆中市文成镇梁山村的灵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360平方米。灵山遗址的时代可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唐宋、明清及近现代几个阶段,以新石器时代遗存最为丰富,发现了灰坑、柱洞、灶和燎祭遗迹等,出土了陶器、石器等遗物。此次发掘填补了四川嘉陵江中游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时空框架以及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融合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庆华遗存试析

庆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一项重要工作,发掘确认庆华遗址所代表的遗存在东北考古学分区体系中属于东部系统,理清了松花江干流上游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划分与变化。文化因素的对比分析表明,相关因素所反映的文化联系并非如原发掘简报所认识的那样主要来自西团山文化和团结文化,因此该类遗存的年代也不会早到战国早期,应当主要还是属于汉代。庆华一类遗存的形成可能主要是吉长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进入或作用的结果,因此应当与古史中记述的夫余系统存在着较多的联系。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

中国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省仰韶村是近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始,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归国,在带回了当时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建国后,中国考古学进入“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步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建立了以新技术、新方法为特征的一批新兴边缘学科,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主力军更加年轻化,为中国考古学注入了新鲜的有生力量。     

温润如玉的考古学家卢兆荫先生

年逾九旬的考古学家卢兆荫先生是中国汉唐时期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先后发掘过唐长安城大明宫、兴庆宫和西市遗址,以及河北满城一号、二号汉墓,曾主编考古学专刊《西安郊区隋唐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参加编写《中国玉器全集》,出版《玉振金声—玉器·金银器考古学研究》、《稽古文存——卢兆荫汉唐考古文集》和有关满城汉墓发掘经历的书籍。     

价值凝练与价值呈现:从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看考古学理论方法新变化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是考古学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次成功尝试。世界遗产视角下的考古工作,从田野发掘操作到文物保护与展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考古学在此过程中的实践,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证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考古教学中的中华文明传承与表达

考古学资料表现出明显的直观性和碎片化特征,如何将它们与宏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并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面临的任务。不论是在野外发掘还是室内研究、教学中,利用考古资料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进行科学阐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以隋唐考古为中心,从“系统性地看待问题”等七个方面对如何在考古学教学研究中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表达进行了初步探讨。     

考古教学中的中华文明传承与表达再探讨

考古学资料表现出明显的直观性和碎片化特征,如何将它们与宏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并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面临的任务。不论是在野外发掘还是室内研究、教学中,利用考古资料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进行科学阐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以隋唐考古为中心,从系统性地看待问题等七个方面对如何在考古学教学研究中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表达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