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伪满洲国傀儡帝制的原因

1934年,伪满洲国实施帝制。这一次所谓"政体"上的改革不仅调整了伪满洲国上下的关系,从而巩固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统治,而且为继续侵略中国打下了基础。本文主要强化日本改革和满足利用溥仪两个方面来说明日本在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实施帝制的意图。     

从《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的推行看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是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和通过的。该决议为日本控制伪满洲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司法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方针。这一决议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操纵建立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等一系列侵略殖民举措的延续,以确立"内部指导"原则和"总务厅中心主义"为核心,确定了日本控制、操纵伪满洲国的基本方针和体制,并以此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殖民奴化政策,使伪满洲国成为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服务。     

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论伪满洲国工业史研究的意义

研究伪满洲国工业史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揭露日本的殖民掠夺和殖民侵略;其次,有利于归纳中国东北工业发展的总脉络;最后,有利于驳斥日本右翼"建设东北"的谬论。在评价伪满时期东北工业发展问题时,一方面应注意到伪满时期东北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到它的本质,即掠夺性和灾难性,两者不可分割。     

论伪满洲国的畜产政策及其危害

东北自古以农牧和渔猎文化著称,民国时期,畜牧业高度发达,曾是我国重要的畜产品出口基地。由于畜产品绝非是普通的副食产品,而是重要的军需物资,民国时期,即引发日本对东北畜产业的觊觎。伪满洲国建立后,日伪政府在满铁畜产的基础上,制订了对东北畜产业的全面掠夺政策。伪满畜产政策与战争紧密相联,其政策出台伊始就打下了深刻的战争烙印,铭刻了其军事掠夺的根本属性。尤其在战争后期,日本放开手脚大肆掠夺东北的畜产资源,使东北的畜产资源遭到毁灭性打击,导致东北从传统的畜产品输出地区逐渐沦落为畜产品输入地区,给东北人民带来无尽苦难。     

从列宁的低收入到斯大林的高薪制

列宁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他本人身体力行,在执政期间,大体上坚持了这一原则。 对斯大林来说,从1950年代初开始,工资是多是少,对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再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他早已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了!     

论县制起源的时间

县制是很古老的制度,而县制的起源颇有争议,本文系统总结了历代关于县制起源时间的说法,认为县制当起源于西周时期,并且提出确定县制的起源不应当仅仅从县字的出现入手,而应当从性质上讨论.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     

论防区制时期的四川省公债

防区制时期(1920-1934年)是四川省政治、经济和财政状况最为混乱的时期。驻川各军划定防区,就地筹饷,在擅征苛捐杂税、截留中央税款、滥发纸币之余,还发行了大量地方公债。这些公债的发行,一方面助长了军阀间的混战,刺激了四川省金融行业的畸形繁荣;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扼杀了产业资本,最终成为广大人民沉重的经济负担。     

从历时性到共时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转变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经典而又时尚的课题,本文将结合结构主义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一对概念系统。阐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转变。论证这一转变的哲学意蕴在于马克思走出“哲学”,着力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的内在生产结构,并将这一“共时结构”作为逻辑本身呈现其唯物史观。这样将共时结构置入历史的时间之流中,在使得对历史的思考有了空间性反思特征的同时,也超越了唯心主义目的论历史哲学的思想赋予历史以目的必然性的逻辑。     

关于伪满洲国的文化监管法规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奴化政策,不允许生产和传播任何威胁伪满“立国基础”的文化产品。这种文化控制是通过《出版法》与《电影片取缔规则》等一系列法规实施的。本文分析了这些法规制定的目的、实施的效果,特别是《出版法》的溯及既往条款、印刷所地点条款和《电影片取缔规则》的儿童保护条款,最终揭示了殖民主义政权的本质。     

伪满洲国初期的对外贸易

20世纪初至1930年,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政府倚仗日本关东军,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各地海关。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出超的局面在1933年反转,并且入超额出现扩大趋势。伪满政权极力促进所谓的“日满一体化”,使得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向对日贸易集中。随着列强的经济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伪满洲国逐渐步入统制贸易之途。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伪满洲国中期金融统制的强化（1937—1941）

伪满洲国统制金融是伪满洲国史、伪满洲国统制经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着重考察1937年至1941年,即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执行期间的金融统制问题。具体从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与资金需求、强化金融机构统制、加强对一般企业资金统制以及强迫资金供给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伪满《组织法》解析

伪满洲国成立后很快构筑了基本法体系。伪满基本法中,规定政府机关职能及其相互关系的《组织法》处于核心地位。本文重点分析了《组织法》对傀儡政权的政治设计。作者认为：日本殖民者设置“参议府”是为了防止立法权和行政权出现独立的倾向;虽然《组织法》包含着权力分立的原则,但实际上立法权、监察权均是行政权的点缀;伪满政权立法迅速,但并不周详,《组织法》的个别条款存在混乱和矛盾。     

“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伪满洲国日本人移民用地征购政策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便不失时机地向中国东北大规模推行日本人农业移民．以达到土地和人口的占领,进而实现长期霸占的目的。为此日本关东军等有关侵略机构便煞费苦心炮制了一系列日本农业移民用地取得的方针、政策,并以军事为后盾,对中国东北的土地进行疯狂的强行“征用”、“收买”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Puppet troops revisited: A case study of the Northwestern Arm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North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using the regular army to develop the battlefield to the rear of the enemy in order to sustain a protracted war. As a result, the Northwestern Army, which was organizing anti-Japanese forces in North China, becam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main military force in the occupied area. However, caught between Japanese and Communist troops, the Northwestern Army surrendered to the Japanese for the purpose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thus became a puppet army. From a nationalist point of view, the collaborationists who covered up their self-serving motives and later defended their actions as a crooked path to national salvation had a negative image. In response to Communist expansi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cquiesced in the measure of collaborating with the puppet troops to annihilate the Communists. To reinforce the battles at the fron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lso attempted to plot anti-Japanese mutinies among the puppet troops, but its plan was never implemented. The Northwestern Army forces planned to build an alliance in order to survive as a third force both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army and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 Communists. Yet, due to the tight control exercised by the Japanese in North China,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Northwestern Army to gain momentum as a third force. After the en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Northwestern Army had to take sides in the Civil War, and this dilemma caused its final collapse.     

江苏日伪县知事县长群体分析

沦陷时期江苏苏中、苏南地区的伪县知事、县长在清乡(1942年)前后有较大的变化。清乡前大多由地方上的耆老、商会会长等头面人物担任,清乡后则主要是由日伪政权机关任命的较为年轻者组成,且相当一部分人出身行伍。清乡前日伪中央政权及省政府并不能有效控制县级政权,之后其控制范围也仅囿于苏南各县;而日本占领者对县级政权的人员任免和控制程度正好与伪中央政权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