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的本土与世界:以钟敬文与松村武雄的学术交流为核心北大核心

中日两国民俗学界一直关系密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著名神话学家松村武雄先生有多种论著被译介到国内,钟敬文先生与夫人陈秋帆也亲自参与了译介。通过考察钟先生与松村武雄的学术交流过程,可发现钟敬文先生在学术成型期的方法论抉择,以及其学术积累中西方、日本与中国传统的多重交织与融合,并由此探讨书写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时空框架的本土性文化史在当代如何可能。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胡适学术方法论对宋学、清学方法的继承发展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最重视学术方法论的史家,一生致力于科学方法论的建设和传播,提出了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核心的学术方法论。他的学术方法论既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宋学和清学中的方法作了继承发展。他认为科学方法无古今中外之分,中国学术史就是科学方法的演进史,程朱理学的科学方法开启中国近代学术之先河,清代朴学的治学更具科学精神。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应当继承宋代和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胡适对宋学和清学方法的批判性继承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科学化进程;然而,又是唯科学主义的,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价值理性,未能揭示中国传统学术人文道德理性的精神,其学术得失对当代中国学术方法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观与方法论述评

胡适、傅斯年运用进化史观,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代学术加以研究和评判。胡适说,宋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论,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清学与之一脉相承;朱子是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思想家;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有着积极意义。傅斯年推崇程朱理学的"道问学"及其科学性,认为清代朴学虽然攻击宋学,其学术立场与宋学实质上是相近的;朱子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伟大贡献;宋代史学在史料考订与整理上取得重大成就,具有近代科学性,开创了近代中国史学。他们着力发掘宋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对中国现代学术构建的作用,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严重片面性和理论缺陷;他们倡导的历史进化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也不能相提并论。客观认识他们学术方法论得失,对建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进入到近代化时期.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代史学理论、思想的争论,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理论的热点而展开,也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热点的变动而变动.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的史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但另一面是,民族史学的重要思想失去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族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不利的.进入到21世纪,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振兴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也是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 --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政治民主是东西方学者的共同话题--南京"各国议会制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各国议会制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三个论题。第一个论题为当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制．来自西方的学和中国学提交了一批报告,论及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当代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某些局限性,第二个论题是当代中国的乡村村民自治改革．中国学提交了一批论,讨论了中国宪法中关于村民自治的条款以及村民自治个案研究的结果,第三个论题是西方民主制的起源问题。中国学提交了一批报告,涉及西方城市自治传统、中世纪议会制对近代民主制的作用等。与会中外代表一致认为,民主是中西方学共同努力的目标和中西方学、政治家共同关心的课题。     

民国时期关于青铜器的研究

自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方面都有重大变化的时期,学术界也不例外。就传统的史学、金石学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在我国西部探险式的“考古”活动,以及西方考古学思想、成果、方法等在中国的介绍,中国传统史学和金石学研究受到了强烈冲击,一些学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方法论的影响。     

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

晚清时期西方学术各门类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分化。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学术门类体现出明显的“移植”色彩。西学的传入不仅使中国缺乏的学术门类得到“移植”,而且也促使中国固有学术门类内部的变化,中西学术被整合在一种新学术体系之中。     

文史摘

西方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为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二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之一是,随着史学家     

我看“古史辨”

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     

《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五四时期,在我国史学专业化的背景下,《史学原论》作为西方史学方法论的经典教科书,在史学界流传甚广。胡适、李泰菜、梁启超等人的著作深受此书的影响。民国时期不少青年学生赴法留学,跟随《史学原论》著者研习史学方法,这些中国留学生归国后执教于各地大学历史系,极力宣扬师说,使西方史学方法论在大学课程设置中得到贯彻,“史学方法”被官方定为必修课。这本教科书在中国现代史学专业化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

中国近当代史学在史家培养专业化、生计职业化及视域等方面与传统史学不同,在体例上使用章节体、论文体等书写模式来取代传统史学编年体与纪传体,在史文上学术论著语言使用、引文和论文格式等明显区别以往,在史功上由鉴戒史学逐渐趋向理性史学.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的深入发展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多元动态新史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特点与发展趋向

<正>从20世纪20—40年代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到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再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态势,及至当代主流史学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了从边缘到主流、从封闭到开放、从反思到继续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体系中处于何种样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趋势而在学术和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和深入探讨。     

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方法论的思考

正中国思想史(以下略称思想史)方法论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到诸多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学术规范,甚至涉及到史学思维和哲学思维乃至学术门派等方面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笔者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受业于既从事过思想史研究也从事哲学史研究、既出版过思想史著作也出版过哲学史著作,被认为是哲学史面貌而思想史实质的李锦全教授。笔者也曾给研究生讲     

无问西东:浅谈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建构

正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编写的《史学思想史》视作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近代西方史学史著作,并将其与30年代朱谦之在暨南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这两件事情看作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起步时期,那么,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由耿淡如、郭圣铭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以介绍西方史家的著作、引进西方的史学理     

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

西方社会史理论和学术话语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现阶段,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在理论建设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和反思,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从热衷西方理论的追捧到开始注重本土化研究的学理凝练;从追求个案、专题、区域研究到微观、宏观研究并重;从注重社会史问题的研究到倾力于当代社会史理论的发掘;从学界毁誉参半到注重反思当代社会史研究,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     

多一些思考,少一些盲从,推进中国的世界史学术研究

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到现在,必须构筑自己的话语,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就很难有突破. 回顾中国学术史有两个明显的时代:其一是"古代",其二始自"近代"."古代"学术延续了几千年,形成一套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东西."近代"学术起于西学东渐,到现在已基本纳入西方的模版,连"国学"这样的老国究也都被放进了西方的框架和方法之中.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人大规模引进西学,开始了中国学术的彻底转型,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学术封闭的状态,让国人接触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知道了许多新东西,因而对改变国人的观念、推动中国转型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则助长了一种新的思想定见的形成,即凡是西方的都是进步的,凡是中国的都是落伍的,为了追赶"进步",中国学术以模仿西方为目标,导致20世纪中国学术"欧化"、"美化"以及一个时期的全盘"苏化".西方(包括苏联)学术的方法、语言乃至结论都被直接使用,西方话语控制了中国的学术研究.     

王养冲教授与我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王养冲教授与我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李宏图,许平王养冲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方近代思想史专家、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学术顾问。先生从事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和科研工作４０余年,培育人才,奖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