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热内卢酒神之子

Celso是我见过最搞怪的外交官。抱歉,我总以这句话作为开头来形容他。即使在北京,他也爱阳光、美酒,当然还有美女。还好他的公寓朝南,上午要是没事,他就会躺在床上晒太阳,就当自己是在依帕内玛海滩（Ipanema beach）了。他喜欢在自己的小公寓里搞聚会,每次都叫一堆美女。常常听说他疯狂地陷入爱河,可过后不久就以悲剧收场。不,对于一个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人,生活里永远不会有悲剧,在他们,生命是用来享受的。     

我所知道的爱新觉罗·溥任

1978年我调任西城区厂桥小学校长期间，金友之就是厂桥小学的教师。金友之，又名爱新觉罗·溥任。1918年出生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醇亲王府（今宋庆龄的北京故居）。光绪皇帝是他的亲伯父，醇亲王载沣是他的生父，溥仪（宣统皇帝）是他的大哥，溥杰是他的二哥。金老师告诉我，他从出生到1951年他父亲醇亲王载沣去世，一直同他父亲住在一起。载沣是在辛亥革命后，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务后退居府邸的。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来北京时，特地到醇王府访问，并对他父亲知时达务，加以勉励。北京市市长彭真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载沣没有参…     

同温济泽最后的两次交往

1999年4月19日（星期一）,我正在南宁探亲,上午八点多种,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广西记者站同志的电话,他通知我,赵玉明（北京广播学院教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会长）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请他转告,我们的老领导、老战友温济泽已经在4月16日凌晨不幸病故（17日、18日是双休日,他无法找到我）。放下电话,我默默地站在窗前,缕缕哀思袭上心头,千头万绪理不清,一时难以对人诉说。窗外一片绿树、鲜花,我遥望北国,好像依稀看到他那熟悉的身影,听到他侃侃而谈之声。就在不久以前的一两个月之内,我曾经在北京两次去看望…     

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

1985年我从贵州到北京,在中宣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说：是吗？逐步放开一点嘛。     

直播金字塔之外的故事

２月２３日星期二,在家养病的我突然接到一个香港长途．来电话的是一位素昧平生的郭先生．郭先生姓郭名滢,是凤凰卫视的创作总监。远在香港的他再三关心我的身体之后,提出邀请我到香港住两天。他说凤凰卫视正与美国默多克集团联手,策划一场世纪未空前绝后的现场直播,希望我能出镜解说。我说我对一切没试过的新鲜事儿都感兴趣,只要时间别太长,身体顶得住就行。五分钟后他又来一个电话,让我一定在次日（２４日）上午务必把护照送到凤凰卫视北京办事处,他好派人安排签证。我说这不太可能。因２４日我得去八宝山为我师萧乾送殡,萧乾与…     

我记忆中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他从不向子女们讲述自己,我很想了解他的生平．可他从不回答。他往往只是带我到北京城各处漫步。到过龙虎寺（指北京隆福寺古董市场）和其他地方,主要是去购买些花木。他最喜欢在住宅花园内栽花植树,这是他平生唯一的爱好。     

陈年 我是凡客

北京来的外路人 “我妈妈生下我后25天就走了．我19年没有见过她。”陈年说。 在奶奶的叙述中,妈妈是个传奇,官宦人家落难的千金,留了点骨血在他们家。他知道,他跟山西闻喜县官道庄村别家小孩不一样,母亲是个北京来的外路人。     

一生革命 两袖清风──忆张报表叔

张报原名莫国史,1903年出生于广西扶南城厢镇（今扶绥县新宁镇）。我与之乃同乡,我的父亲是张报的同辈老表,有总角之交,十分亲密,故此我称之为表叔。张报叔离休以后,不幸于1996年元月逝世,享年93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追求真理,历尽坎坷,可是对党的丹心始终不变,他既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老战士,又是著名的翻译家、老诗翁。正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纯东同志称赞他的那样—一“一个革命、两袖清风”,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张叔曾肄业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及天津南开大学本科。因主张“教育救…     

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毛泽东了,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因为他与我父亲相熟。我父亲当年是长沙地区的革命人士,与邓中夏、谢觉哉、董必武、蔡和森、蔡畅等这些革命人士熟识,后来毛泽东自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创办了多所学校（现在的长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创办的）,所以一些进步青年都喜欢与他交往。     

故宫建院的最后一位见证人

单士元（1907--1998）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老实人。老老实实治学,老老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半个多世纪来,他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常说：“我半个多世纪都在故宫。故宫博物院的院龄,就是我的工龄。”实际上,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成立前10个月,他就已在故宫工作了。     

中南区第一届戏剧会演

我刚从桂剧团回来,新来的通讯员小黄（他是广西民主党派的家属,暂时安排作此工作）告诉我说：“南宁来了个大主任,叫秦似,住在李宗仁公馆（这时已改为招待所）,要你赶快去见他。”     

我那被家庭成分“判了死刑”的恋情

他是军人。1960年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小战士,而我也只是一个还在念书的小姑娘。那时他才参军不久,在贵州军区卫生营当了个小毛毛兵。上级派他们来我就读的八一学校帮助我们学生作体检,所以他就认识了同在八一学校当教师的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我母亲的宿舍里,那天我从外面回来,看见一个面容清秀的兵哥哥坐在我家对着门的写字台旁边,看见我进去他面带羞涩地笑了一下,我妈让我叫他“叔叔”,这让我很不服气。     

追忆恩师张学津

我在北京戏校上中专的时候,一直学的是余派。在学校的时候,孙毓敏校长就想让我排《赵氏孤儿魏,当时是杨汝震老师教我。我也没有可以参考的录像,当时恰好张学溥老师配像的《赵氏孤儿》录像带刚出版,我就租来录像机看。第一次看到他的出场、扮相,他的服装……     

我家的亲情账单

儿子上初一了,所在学校离家也就十多分钟路程。早晨,闹钟把儿子从梦中吵醒,常常是匆匆吃完早餐,他便歪过头来只说两个字:"爸,钱。"儿子让我给他一元钱乘车去学校。我看看时间,步行到学校去还来得及,对他说:"儿子,你步行吧,或者,爸爸陪你     

孔远志教授与郑和研究

就当代中国东南亚研究界而言,北京大学孔远志教授是位名副其实的印尼国情研究专家。他在印尼国情研究、中印（尼）关系史和中印（尼）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成朱颇丰,声名卓著。我国著名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称赞：“孔远志教授精通印尼语言,又曾在印尼留学数年,对印尼的方方面面有深入的感性认识。他对中国史籍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像他这样具备众长的学者来写中国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     

德生,我欠你一顿酒

还欠德生一顿酒。当时说,等他出差回来就在北京找家饭店,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好好聚聚。很多时候,我感觉他就站在我身边,穿着体面的西服,拎着公文包,一副要做大事的样子。有次梦见他,惊诧地问:你不是已经“走”了吗!醒来后,发现在梦里哭了一场。没有当初他的鼓动,我不会选择来北京开始新生活;没有他这样的弟兄,我沉浸在新生活中越发地孤独。     

拜谒胡耀邦墓

1989年1月8日至3月13日,胡耀邦同志来南宁休养,住在西园饭店,我单独去看他和陪别人去看他,一共去了13次,随便聊天。看见他精神还和过去一样,还是每天读马列的书,不时还引用几句,在旧报纸上练毛笔字,和干部群众交谈,关心国家和群众的生活,只是晚上打打桥牌。3月11日我父去看他,他说：“13号我就走了,今天就算告别了,你不要再来送了。”我说：“您今年冬天还来广西吧？”他说不来了,并用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很动情地连说三个北京见！北京见！北京见！3月13日他乘6次火车去北京,我和我的爱人还是到车站送行了,同时送行的…     

无性的中国和罗兰·巴尔特的郁闷

罗兰·巴尔特（罗兰·巴特）刚抵达北京时,对中国印象不算差。他当天就发现了一个“偶像物件”：外皮上印着花的热水壶。没多久他就开始失望。     

顾久：一所学校的灵魂

说起来,我们一家四代人都毕业于贵阳一中,爷爷、父亲、叔叔、我还有女儿。我爷爷和父亲读一中时,那时候还不叫贵阳一中,叫南明中学。爷爷顾定基（音）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今年我们编了一本辛亥革命的史料,上面提到了贵州宪政派,名单里面就有颐定基。据说爷爷从南明中学毕业后就靠自学高等数学,后来在贵阳教高等数学,大概他是第一人。我父亲从南明中学毕业后读了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动物研究院研究鱼类学,后来抗战爆发打断了他的研究。     

三重身份：一位来自印度的加拿大华人的故事

多伦多大学的自助餐厅里,我站在柜台前面,柜台上面整齐地排列着汤碟和三明治,柜台后面大约有20来个饥肠辘辘的人,有些吵杂。这时,站在我前面的一个学生转过身来,朝我笑了笑。我认出他是写作班上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学生。他说他叫陈乔治（George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