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忆述》英文版出版座谈会在伦敦召开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撰写的回忆录《国事忆述》,自2005年由中其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日文版于2007年在日本出版发行,英文版也于今年初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8年6月26日,英国石油公司在伦敦召开《国事忆述》英文版出版座谈会。陈锦华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出席座谈会的中英各界人士有100多人。     

国事忆述

本书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的回忆录,陈锦华同志亲射经历了新时期许多国家大事的决策和执行过程。20世纪70年代,他直接参与国家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工作;     

开放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陈锦华等著《开放与国家盛衰》出版笔谈

胡锦涛同志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同志策划并参与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开放与国家盛衰》一书,立足于探讨开放与国家盛衰的关系,以世界各国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为纬,梳理了汉唐时期以及15世纪以来,中国从早期的对外开放到后来一再丧失开放机遇,再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抓住机遇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本刊选登陈锦华、吴建民（外交学院原院长）、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的笔谈。他们从世界、历史、发展、文化等不同视角,阐明了开放在发展与改革中的作用与意义。     

1976年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纪实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大悲大喜的一年,也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开始。这一年的10月6日,曾经在中国政坛喧嚣一时的四个风云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隔离审查了。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刻向外界透露,而此时,中国的另外一座大城市上海,也并不是那么平静。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之际,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正孕育着一场叛乱,为“四人帮”作最后的挣扎。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当时担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的陈锦华先生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被派驻上海,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上海经历。紧急受命1976年初,陈锦华到河北轻工业部…     

1976年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纪实(下)

1976年10月,陈锦华作为中央工作组的成员进驻上海,担任文教组的负责人。上海,曾经是“四人帮”的基地,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之际,上海危机四伏,而中央工作组的及时接管,让上海避免了一场大的震荡。从1976年10月12日中央工作组先遣人员到达上海,到1977年五一节前,中央工作组的成员撤离上海,整整200天的时间。如今回想起30年前的那段岁月,陈锦华说,那是工作组200多名工作人员激情奔放、日夜奋战的200天,是上海书写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新篇章的200天,也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200天。197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市委的领导班子,任命苏振华…     

陈锦华获授日本政府“旭日大绶章”

2008年11月5日上午10点30分,在日本东京皇宫正殿,日本明仁天皇亲自授予中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国家计委主任、本刊理事长陈锦华旭日大绶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之前的一些故事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05年7月,曾经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同志在《国事述忆》一书中提及一件往事:1990年9月,时任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的江春泽同志根据他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一篇《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并对当时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的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期,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江春泽同志为我们讲述起草这份报告的来龙去脉和幕后故事。     

卡斯特罗的中国之行

卡斯特罗的“求实”精神1995年,卡斯特罗访华,陈锦华同志任陪同团团长。他在本期发表的文章回忆陪同经过,为我们揭示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和英雄人物的部分精神风貌,其中使我们很感兴趣的是他在访问西安时的一段插曲:参观兵马俑后,卡斯特罗按照陕西当局的安排访问了当地的一家农户,询问人口、土地、粮食、收入等情况。参观完毕,行车途中,卡斯特罗却突然要求停车,径自走访另一家事先未作安排的农户,询问同样的问题。这件事情,充分体现了卡斯特罗的细心、智慧和“求实”精神。只有掌握真实情况,才能正确决策。卡斯特罗的上述故事很值得人们,特别是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深思。     

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个变化特别快的地方。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推崇装神弄鬼的义和团,转眼到了1901年,就开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模样改革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     

90年代中期住房制度改革回顾

从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改革城镇住房投资、建设和分配制度的总体设想以来,住房制度改革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率先在广大城镇展开,至今已30年。从1993年到1998年,我有幸参加这项工作,担任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深深体会到搞这项改革的艰难,几乎一直是在争议中探索前进的。     

大清的最终不保，罪魁祸首，恰是大清自己——清廷不是不改革 西太后要立宪了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变化特快的地方。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逢洋必反,转眼,到了1903年,就开始举国上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满了阿Q气息的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计划经济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市场力量主要工具是价格。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行政决定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决定价格,即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就是由行政定价改为市场定价。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价格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把价格改革放到重要位置。1984年,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5年主要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这一关过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1978版教材：一抹新绿泛早春

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被公认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比这更早的改革之举,是编选了一年之久的“78版”中小学统编教材,它是在中国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时出生的,但它那焕然一新的面貌,无疑是改革早春的象征。今天,1978年版教科书早已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追忆它的出生过程,也许更能体会改革30年的艰辛。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和实践,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个省的局部地区实行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坊间传说,“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对这一段情况的概括。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2月到1988年4月,万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具体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万里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下述三个方面。     

1978-2010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历程与经验

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到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历经30余年改革,大致经历了改革的启动与探索、改革的创新与深入、改革的统一与完善等阶段,完成了模式创新和制度转换,在保障社会民生和配合经济改革方面成就显著.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改革的出发点,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改革的方向,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互动是改革的方法与路径.     

我国股份制改革历程的回顾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归国后,留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改革开放以后,历史把我推到了金融改革的第一线,历经风雨,感慨颇深.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起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改革;1992年创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任主席.直到1995年离开第一线岗位.回顾过去,20世纪80年代我的主要精力是在搞银行体制改革,90年代主要是搞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革.下面我就亲历的我国股份制改革的历程作一回顾.     

钟老对新编地方志事业的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钟民同志3月31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88岁。钟民同志病重住院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朱馆基、吴邦国、吴官正、黄菊、曾庆红、赵朴初、陈锦华、毛致用、经叔平,以及宋平、薄一波、宋任穷、江华、张劲夫、张爱萍、段君毅、姬鹏飞、叶飞、谷牧等,曾前往华东医院看望或向其家属表示慰问。4月16日下午,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举行追思会,缅怀钟老对地方志工作的卓越贡献。现原文转载追思会报导中的两段于下：上海新编地方志事业的奠…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英美日关系分析

在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中,英、日、美三国在法币改革之前、法币改革中和法币改革后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态度。不论他们对法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说到底都是为了在法币改革中掌握对中国金融的领导权,从而实现本国利益在中国的最大化。它们在法币改革中的关系既是错综复杂的又是很微妙的。     

追忆朱厚泽

2010年5月9日凌晨,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逝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间,朋友相聚,时常谈起朱厚泽的人品和学识。他是实践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朋友们深深感到,他的离世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损失。     

不深化改革 中国就没有出路

2005年,既是我们年初确定的“改革年”,也是所谓的改革“攻坚年”。从已经过去一年的实际情况看,尽管我们攻坚的主要目标——“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效果不是太理想,但其它不少方面的改革进展还是比较大的。例如：全面取消了在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颁布了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积极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规范化,以及下决心启动了多年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等等。但是这一年,也是改革共识明显比较缺乏的一年。除了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否应该推进产权改革继续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看法以外,对一些长期已经明确的原则,如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改革的主要方法是否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分配制度改革是否应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质疑。特别是对过去改革的一些重要方面,如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等,究竟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还是基本失败了？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