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偏爱大老粗将领

1967年8月6日,许世友在南京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局势如此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他嘴里不停地念叨：“三国英雄没有好下场,死的死伤的伤!”“我活着是毛主席的人,死了是毛主席的鬼!”     

为毛主席放电影 搭错电线闹停电

1958年9月,毛主席首次来安徽视察,当时我担任安徽电影制片厂办公室主任,与同事摄影科长徐彬一起成为毛主席这次视察活动的随行电影摄影师。9月16日傍晚,毛主席从安庆抵达合肥,人住稻香楼宾馆。9月18日,毛主席前往省委机关钢铁厂（即后来的合钢三厂）视察,我们随行记者抢先下车,只见一两百名工人蹲在路边低头砸矿石,我不禁大喊一声：“同志们啊,毛主席来啦,你们还砸什么矿石啊!”大家轰地跳了起来,一齐高呼：“毛主席万岁!”迅速拥向毛主席,有些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毛主席南巡忆长征

1962年6月,我随毛主席出巡南方 专列奔驰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进了公务车厢,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我去了,放下书,挥挥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谈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早就知道毛主席对调走的战士很怀念,是不是要谈这件事情呢?于是我先向毛主席作检讨,我说:“主席,1959年上级要我们一中队的人减少一点,我当时没有请示主席,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我说:“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事!”     

我见到了毛主席

1956年6月1日．毛主席由王任重等人陪同过汉水桥来到了坐落在晴川阁下的武汉第一棉纺织厂。早上,我下夜班刚回宿舍休息,8点多钟．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叫声：“爱娥,快起来,快起来!”我忙睁开疲倦的双眼,厂工会干事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快起来,毛主席9点钟要来．赶快!赶快!”说完,她火速离去。     

“末代皇叔”载涛的“两会”往事

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载涛接到委任令时兴高采烈地说:“我演猴戏,孙悟空只当上了天庭上的弼马温。这回毛主席让我当上了炮司马政局顾问,那我就得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张树森留下300公里的遗憾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率领“子弟兵”上青藏——青藏铁路第二代建设者20世纪70年代,青藏铁路经历了第二次“上马”又“下马”的历史。要挖掘这段历史,最好是采访青藏铁路第二代“总体”张树森。一次机缘巧合,我在兰州见到了张树森。“我上青藏铁路完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70多岁的张树森老人深情     

“文革”时期南同蒲铁路被冲击记事

中共九大是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是“文革”第三年的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新闻影片中,毛主席扳着指头说“已三年了。”这是“文革”达到的一个高峰时期,回忆起来,正是在九大前后,山西南同蒲铁路却混乱的出奇!两派群众的武斗冲击铁路,使铁路这个国民经济大动脉无法正常运转。非法的3．18列车即是当时晋南铁路的“怪胎”,为此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照办”的“7．23”布告,     

《解放军报》与『活学活用』运动

上个世纪60年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对全党全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了混乱和破坏,严重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这一“运动”之所以搞起来又祸及全国,当时的《解放军报》起了独特的重大作用。军报在林彪的直接授意下,把“活学活用”运动由全军推向了全国。我作为军报当年的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对于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在这里作一些忆述回顾。报眼上的“毛主席语录”党内军内国内以至国外,自     

毛主席接见溥仪

48年前,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并请溥仪吃晚饭的事,我曾于1983年在《中国烹饪》第12期发表过《从“紫罐煨肉”说起》一文,那时除了写吃的,别的不便多写,也不敢多写。在毛主席和溥仪先生长达5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所听到的一些内容,仅用“毛主席面带笑容十分和蔼地对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一作了中肯的分析和亲切的勉励”这样简短的文字搪塞读者,不好意思,但没有办法,只能如此。现在好了,社会安定和谐,是可以说说当年具体情况的时候了。     

叶燕毛主席教我背古诗

从延安到北京,毛主席教孩子们背了很多诗词,晚年她将这些诗词整理成书,希望青少年牢记传统叶燕的家里,珍藏着一幅毛主席的墨宝,书写的是唐朝诗人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我小时候,毛主席亲自教我背过的诗。”叶燕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对延安时期陈伯达“洞中闲话”的片断回忆

革命不能硬来,不能强迫干,不能任意制造,而应当“自然而然革命化”。这个提法,是我在1941年下半年从陈伯达“洞中闲话”中听来的。他当时说是毛主席讲的,提倡的,是毛在泛泛地批评左倾急性病的革命家时讲的。这时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农村经济组工作。该机构是1941年六七月成立的,是根据中共中央刚发表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的三个大型研究室之一,其他两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中央敌伪情况研究室。这三者是分机构办事的,互不相干。政研室的副主任是陈伯达,主持工作(主任是由毛主席挂名),我在这机构工作半年多后就较长时期地到晋西北去…     

一个党外人士的幸福回忆

毛主席说过: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1949年1月“北平和平起义”就是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辉煌范例。毛主席对傅作义能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给予很高评价,他说“为人民立了大功”。在第一届政协会议开幕式上,毛主席为傅作义的讲话鼓掌,并与他亲切拥抱。作为当年参加北平和平起义一员的我,从1949年2月起到跨入2000年的今天,50年来我一直幸运地以“起义人员”的身份享受着“绿灯待遇”。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严格遵守“既往不咎、继续工作”的承诺。即使在“十年浩劫”的年代里,我也首先被驻校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宣布解放,恢复了正常工作。     

叔叔胡乔木和毛主席一起工作的日子

胡乔木同志曾担任毛主席秘书长达二十余年,其间,伴随毛主席“深入虎穴”,赴重庆谈判,也曾亲笔起草许多重要文件,对毛泽东思想认识深刻。他的工作由毛主席直接领导,在谈到胡乔木同志的贡献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提起毛主席。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我所了解的“安展”及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创作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缘起于一个特定的展览从“文化大革命”经历过来的四五十岁以上的北京人也许还会有印象，1967年到1969年，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直开放着一个展览，门口广告牌子写着展览的名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以下简称“安展”）。每天成群结队的观众，胸别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有的还戴着红袖章，不断地从博物馆的大门涌进涌出，成为“文革”初期天安门前一处引人注目的景观。那时我是这个展览的负责人。这个展览的筹备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文革”开始时，我是中国人民大学…     

华国锋“钦定”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

报载,每年的9目9日,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人员都会早早地看到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来,他们知道这是华国锋又来看望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在毛主席的诞辰或是忌日拜谒毛主席纪念堂成了华国锋多年养成的习惯。这位当年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这感情绝难用语言和文字加以表达。当他神情肃穆地行走在纪念堂前笔直的甬道上时,他是否会眯起眼睛再一次仔细端详眼前这高大的建筑物?当他定定地站在毛泽东那富丽堂皇的水晶棺前,他又会想到什么呢?是“你办事,我放心”的无价承诺?还是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壮怀激烈?抑或是往事如烟,世事…     

1965年江西“四清”琐忆

<正>1965年我25岁,大学毕业后参军才三年多。这年7月至次年2月,我随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部组队去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参加“四清”。年初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四清”工作文件“二十三条”已公布,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中央办公厅与公安部队联合组队1965年6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要下乡参加“四清”,由中办副主任汪东兴（1916-2015）带队。毛主席让女儿李讷随队下乡锻炼。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     

毛泽东与新四军的故事

<正>一位百岁新四军老战士对我们说：“今年12月26日,毛主席整整130岁了,你们得好好宣传宣传他老人家。”话音未落,他就动情地讲起了关于毛泽东与新四军的故事。末了,老人揉揉泪花闪闪的眼窝,一字一顿：“没有毛主席,哪有新四军？没有毛主席,何来新中国？”     

喜看六盘缚苍龙

每次驱车翻越六盘山,远眺山脊绝壁上用石块镶嵌出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巨型字体,我都情不自禁地吟起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总会联想起驻训期间从当地老乡那里听来的亲切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