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7年-1954年印度对藏政策

印度独立后想要延续它从英国继承的西藏政策,因而较早地承认了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积极支持中国并反对美国干涉西藏的种种企图,希望获得中国的让步。印度还两次阻挠西藏代表赴京谈判,向中国施加压力及提出权益要求。中国的军事和外交手段的完美结合使西藏和平解放顺利实现。然而,印度政府上述政策的目的─—使麦克马洪线合法化及保持西藏的缓冲地位─—却早早地埋下了两国冲突的祸根。     

英印吞并锡金与中国政府的应对(1890-1950)

近代以来,英国、印度本着其争夺中亚细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企图吞并锡金,锡金问题由此产生。英国通过《中英藏印条约》竭力剥夺锡金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地位,清政府被迫承认锡金变为英国“保护国”。同时,英国以分水岭为界竭力割占与锡金北面、东面毗邻的中国领土,取得锡金方向对中国的交通战略态势。尽管如此,锡金仍然保持与中国的传统联系,中国的西藏地方政府坚持传统边界线并按此修建道路里程碑,多次要求归还锡金;国民政府也曾计划通过废除《中英藏印条约》以收复锡金。印度独立后继承英国对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利用1949年至1950年中国局势的变化和远东格局的演变,分三步走吞并锡金。中国政府批评印度吞并锡金,但是一时无暇顾及。这样,锡金问题成为中印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外交交涉问题。     

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与美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旧金山对日和约》屏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参与、拟制与签定,掩饰日本国军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在安全与政治、领土、经济等条款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处处违背盟国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它不仅不是一个全面的对日和约,而且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条约。以旧金山和约为基准的所谓《中华民国与日本间和平条约》,是美、日、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促成的一个双边和约,它在实际上构成为“旧金山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又急欲缔约的情势,竭力迫使对方退让,在许多重要条款上达成有利于自己结果。日本政府选择台湾当局与之签约,而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结和平条约,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广大日本人民的意愿,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在实际上确认了由杜鲁门政府炮制而获得吉田茂政府支持和参与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违背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和日本政府在《乞降照会》中的承诺。这两个和约在国际条约中对台湾地位问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为美国和日本的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扰中国统一制造根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

研究战时中日秘密接触的学者,常常苦于中方最高决策层核心资料的欠缺。1940夏的“张季鸾活动”虽胎死腹中．但为此而准备的若干文件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能够反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真实想法的最为系统的文件。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对于关内地区,蒋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地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则更进一步,要求日军全部退到长城以北,废除战前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在关内若干地点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特权。对于东北地区,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未能将同是由日本侵略造成的东北问题与关内地区同等看待,而准备以特殊方法来处理,其方案颇多不切实际。但是,从整体构想来看,蒋对东北问题的处理,似不可以“出卖”东北而名之。蒋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等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尼布楚条约》与《瑷珲条约》在国际法上的比较

一、清朝时期国际法形成的状况 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存在着某种型态的国际法规则或习惯,但当时的所谓"国"与现代的国家不同,那只是中国统一前的诸侯国.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此种适应当时国际交往需要的国际法就停止发展了.这是因为,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多国并存的环境.既然中国已成为统一的国家,国家法就失去了赖以成长的土壤.     

情迷印度

去印度旅游是一个试金石，游客和行者立分高下。 看过电影《大篷车》，唱过奴里和阿嘉，平时没少练瑜伽的都市人们，真正走在印度牛车、汽车、三轮车混杂并行的马路上时，     

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日讲和政策的演变（1945．8—1951．9）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对日讲和政策是研究战后对日讲和问题不可缺失的一环。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一个中心,即以要求取得参会权和代言权为中心;两项特征,主要指反美和联苏;三个时期,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对日讲和政策的雏形（1945．8—1949．9）,中国共产党对日讲和政策的确定（1949．10—1950．12）,假苏之口和对关批判（1951．1-1951．9）;四项要点,主要指：一、主张早日讲和,二、确定领土归属,三、反对日本再军备及美军长期驻留日本,四、主张严惩战犯和拥有赔偿权。但最终在美国的一手操控下,新中国被排斥于旧金山和会之外。     

试析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1950年尼泊尔与印度缔结的《和平与友好条约》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悠久的文化联系、开放的边界以及密切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是该条约签订的基础。从尼泊尔方面来看,在稳定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发展经济方面求助于印度,是它签订该条约的现实考虑;对印度而言,该条约可用来对尼泊尔国内的政治改革施加必要的影响,进而在地区安全构想方面,让尼泊尔成为其南亚安全框架的一部分,并借此抵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这是它此时对尼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20世纪初的日俄关系:从联盟到对抗

从20世纪初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平条约》至十月革命后日本干涉俄国远东地区,日俄之间经历了多次冲突与和解。在朝鲜半岛、华北以及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捕渔区等地区利益分配问题上,日俄双方存在着长期的矛盾,由此导致了日本出兵俄国远东地区、干涉俄国革命以及俄国远东阵线的常规部队和游击队的反击。这些矛盾和冲突为此后数十年日俄之间新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and the Korean truce negotiations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caused the U.S.A. to become determined in exclu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rom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the signing of which is hoped to be hastened by winning the Korean War.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the U.S.A. intentionally delayed the Korean truce negotia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RC from attending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Conference. After the signing, the U.S.A. preferred an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in Korea, wherea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RC, bogged down in the Far East by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were determined to take a hard-line stance, hoping that the U.S.A. would become tied down and drained o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Thus, there was a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eaty and the negoti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Translated by Chen Dan from Shixue Jikan 史学集刊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2006, (1): 66–75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旧金山对日和约》再研究--关于其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处理及后果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主权本属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日本战败后理应由中国收回,但1951年美国起草和主导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只表明日本放弃这些岛礁,未明确主权归属问题,为的是防止中国(大陆)从<对日和约>中得出对中国主权有利的结论来.<对日和约>如此处理主权问题为日后两群岛"主权未定"论埋下了祸根.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s deliberations and actions on the statu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1943–1951: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1943,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consider the issue of the world order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t that time, the status of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ed undetermin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ar, a US policy-planning document on this issue favored either returning the islands to one of the parties claiming sovereignty or placing the islands under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once the war end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ew its support for an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and it did not back up any single party’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islands. In the late 1940s and early 1950s,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clarify its stance on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hoping the eventual outcome would not favor the newly founde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nally,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of 1951, sign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stipulated only that Japan relinquish the islands, but failed to identify who would take them over.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signaled the formation of the official US policy towards disputes over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论尼赫鲁政府的和平核政策

在先经济后国防的发展战略以及尼赫鲁反核伦理思想的指导下,从1947年8月到1964年5月,尼赫鲁政府奉行和平核政策,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反对发展核武器;鼓吹核裁军,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着眼经济建设大局,加强核基础设施建设。1962年印度发动对华战争及其惨败,预示着扩张权势、增强防务的努力开始逐步取代经济优先的基本国策,尼赫鲁的反核伦理思想和核权威主义开始动摇,对华战争后关于核问题的公开辩论说明尼赫鲁和平核政策开始受到冲击,印度核政策的变革即将随着尼赫鲁时代的结束而到来。     

本多利明的北方开发论

如何面对俄国的外压,是18世纪晚期日本对外关系方面最大的难题,对此,思想家本多利明提出开发北方岛屿,增强日本国力的主张,这一思想被称为“北方开发论”。本文认为,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防范俄国侵略的角度来看,“北方开发论”有合理的一面,但也不能忽视其中包含的侵略性和扩张性。     

浅析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对中日缔约意见之异同

李鸿章和曾国藩对中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都是持赞同的态度,但他们二人的想法又有所不同。李鸿章所注意的是通过缔约拉拢或牵制日本,曾国藩所重视的是条约的平等性。因而,曾国藩对被李鸿章回避的“一体均沾”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强调。     

论日欧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频繁使用的外交形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也日益突显出其独特作用,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脑所接受,冷战约束后,首脑外交更加趋向于公开化,制度化,全球化,在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铁三角同盟（日美欧战略三角）也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向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本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键日益密切,日欧间首脑的频繁互访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02年中葡交涉述论

1902年中葡交涉过程中,葡方先后提出扩大澳门界址、在澳门及周围各岛范围内任建工程并协助缉私、修造广澳铁路等项要求,并以承认中外新定税则和协助清政府在澳门征税缉私作为交换条件.中方对葡方企图扩大统治区域等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给以坚决抵制,使葡方的主要目标不能实现;但为了取得葡方承认新定税则和协助中方征税缉私的目的,在修造广澳铁路问题上对葡方做出一定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