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

1967年初,章伯钧被民盟中央机关的“造反派”——“燎原队”囚禁在中院过厅东侧的一间空办公室,不许他出囚室自由活动,吃饭和上厕所时也有看管他的人跟着。     

孙大雨右派问题改正的波折

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是毛泽东于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谈笑间“钦点”了不少右派分子。孙大雨在讲话中被数度提及,次数甚至超过了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毛泽东口中,他或是和别人一起出现,如“是走章伯钧、罗隆基、     

建国前的“左派”章伯钧

<正>提起章伯钧,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大名鼎鼎",因为他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毛泽东"钦定"的"章罗同盟"的头号人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章伯钧早年曾是中共党员,参加过大革命和南昌起义,后来虽然脱离共产章伯钧     

民主革命时期的章伯钧

章伯钧(1895——1969)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安徽桐城人。弟兄三人,章伯钧居长。七岁,父殁,其母变卖田产供三子上学。章伯钧幼年念过私垫,继入桐城中学读书。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0年毕业后,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聘请恽代英等任教员,思想倾向进步。一年后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章伯钧到北京投考庚款留学生,未被录取。当时许世英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对章伯钧颇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察德国留学。次年他由上海启程,与朱德、孙炳文、高语罕等人同轮前往柏林。从1922到1925年,他在柏林大学学习三年,攻黑格尔哲学。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中     

通人王蒙

他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上）

父亲(章伯钧)在反右运动中,直接连累的京剧名演员有三人。一个是李万春,另两个是叶盛兰、叶盛长兄弟。艺人哪懂政治,却被政治搞得头破血流。想到他们,父亲便叹息不已:“唱戏本来就苦,现在就更苦了。”父亲歉疚终身。他死后,这种歉疚感留给了我。李万春和叶盛长赶上给右派改正,还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可惜了的是叶盛兰,他是屈死的。叶盛兰(1914—1978)汉,男,籍安徽太湖,京剧小生演员。【背景·“富连成”】提到京剧,就要提到“富连成”;提到叶盛兰,也要提到“富连成”,这是他的背景。他的一生,因它而光耀,也因它而屈辱。“富连成”是啥?“富连…     

原来“章罗”是这样“联盟”的

正1958年春学期,在我们初中政治课上,老师讲道:什么是右派?右派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在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当中,章伯钧、罗隆基最反动最凶恶,他们结成"章罗联盟",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让他们上台执政。将"章罗"说得非常可怕。"章罗"果真是那么可怕吗?1979年,对右派分子平反之后,我陆续读到一些与"反右"有关的文章,这才渐渐地明白,原来"章罗"是这样"联盟"的。一章伯钧,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     

荒唐岁月中的韩羽

著名书画家韩羽先生在5O年代画了很多讽刺、针砭时弊的漫画,并且他本人思想“落后”,说过许多不合时宜的话。但在“反右”运动中,竟然安然无恙,没有被划为“右派”;在更左更荒唐的文革中,他虽然“隍惶然如惊弓之鸟”,但最终却是“漏网之鱼”:好不令人奇怪,让人费解。     

“弼马温”与避马瘟

大凡读过或听过《西游记》故事的人都知道孙悟空被玉皇大帝封了个“弼马温”的官,那猴子倒也尽心尽职,“日间舞弄犹可,夜间看管殷勤,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走的捉将来靠槽”,以至于“那些天马见了     

诗人艾青在北大荒

著名诗人艾青,被错划为“右派”后,王震把他找到家里谈话,劝他到北大荒来。第二天又亲自到艾青家里,动员他和妻子高瑛带领子女一起前来。1958年4月,艾青来到北大荒后,王震再三嘱咐八五二农场领导:“政治上要帮助老艾,尽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触群众,了解农垦战士。”身材高大、年近半百的艾青,在王震将军的关怀下,当时担任八五二农场示范林场副场长,他是当时来北大荒的1500名“右派”中惟一挂了职务的。示范林场当时刚建,场部就坐落在八五二农场场部东面四里地的密林中,四周是茂密的红松林,一条小溪在附近流过。艾青到示范林场…     

1957年反右亲历记

1957年,反右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我在潜山县农业局工作。运动结束,局机关13人,有2人遭批判,受到纪律处分;有3人遭批斗,戴上右派帽子,其中1人开除留用,2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刘和林,预备党员,当时抽在“五人小组”办公室工作,负责“肃清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和干部历史的审查,无疑党是信任他的。在反右开始前,领导曾特意关照他说,现在正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要多对党提出宝贵性批评意见,争取火线转正。他果然不负领导的厚望,开会时,积极发言,滔滔不绝;会后写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语言…     

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国共和谈

我是1944年9月在重庆由张君劢和章伯钧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加紧发动内战,破坏广大人民刚刚获得的和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中心内容是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让人民过上和平民主的新生活。民盟等“第三方面”力量,也为争取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国民党始终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一方面对解放区大举进攻,一方面对民主党派大加迫害。我从1946年初调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后,便亲身经历了国共及第三方面人士在重…     

王造时“反苏”真相

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解放后一直背着个沉重的“反苏”包袱。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连他的姓名权也被剥夺,王造时在死亡报告单上是“1416”。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造时先生彻底平反,其罪名才被彻底否定。王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小商人之家,14岁考取北京清华学校,1930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面对日寇侵华,热血沸腾,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发起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倡导参加了宋庆龄、…     

“牛棚”里的抗争

我投奔“牛棚”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杜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2．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小孩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可以避免这…     

史学界的“大右派“——雷海宗

1957年“反右”之时,许多知识分子横遭厄运,驰名中外的历史学家雷海宗即被打成史学界的右派典型。他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奴隶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什么在学术界站得住脚的著作”等观点,以及对解放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的看法等等,使他被诬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反党阴谋”,“反苏反共20多年”的“反动资产阶级权威”,遭到全国性的批判,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请看《史学界的“大右派”——雷海宗》一文的详细介绍。     

往事历历情谊深（十四）

为了忘却的岁月之四：梁漱溟被抄家和章伯钧的“不打就倒”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含文史专员学习组）所有成员都在学习讨论关于“文革”的文件和报刊上的文章。他们纷纷作拥护的表态,但又小心谨慎,生怕言多有失,因此常常会有会场冷落之时,于是小组秘书念大块文章,以消磨“学习”时间。此时唯独梁漱溟沉默不语,他每会必到,只听不说,组长让他发言,他也摆手推辞。一直到6月7日,他才郑重其事地开腔,语气颇为沉重：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期间,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十年浩劫,全国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数以百万计.据当时中组部的统计,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被立案侦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17％,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侦查的高达75％,即使有些干部没被立案侦查,但也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文革”结束后,中组部接收的案件中,被审查的高级干部有669人.其中,被定为有严重问题的或敌我矛盾的有320人.这些人当中,副部长级干部213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71人,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副总理7人.     

酒士孔融

孔融是一个名士。他身世显赫,为孔子二十世孙,七世祖官至太师,父亲担任过太山都尉;他本人自小聪慧异常,被视为“神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孔融让梨”故事就是他缔造的;16岁时,因藏匿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他和兄长孔褒争着顶罪,一时名满天下,并被视为“义士”。     

著名钢琴艺术大师刘诗昆的情感人生

他是迄今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级别最高的华人钢琴家,被国外媒体称为“具有罕见魔力的人”;他曾是叶剑英元帅的乘龙快婿,为此“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迫离婚并入狱近6年;他还是位出色的实业家,所创办的艺术中心遍布海内外,桃李满天下。     

张闻天在外交部主持反右运动

张闻天一直是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出名的,所以对1957年那场名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为整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不但思想上毫无准备,而且也格格不入。但是,由于职责所在,他还是在视察驻外使馆的中途被召回国主持外交部的反右派运动了。用周恩来的说法,是请他“挂帅。这就使张闻天承担了一个相当困难的角色。他不能不在全国统一部署和部内“左倾”习惯势力的多重压力下,左右周旋,尽其所能地保护知识分子,减轻运动给外交部工作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