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礼佛图拓片考

帝后礼佛图浮雕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凿刻于北魏宣武帝时期,意图纪念其父孝文帝和其母文昭皇后。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组浮雕被当时做洋庄生意的商贾盗凿,两面浮雕分别贩售给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致使我国重要文物外流。在浮雕被盗凿之前,多位域外汉学专家曾造访踏查浮雕,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本文考证的拓片,也出于浮雕遭毁前的传拓,较为完整地存印并再现了浮雕全貌。     

敦煌莫高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族服饰初探——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为中心

敦煌石窟中的吐蕃人物画像为研究吐蕃族服饰提供了极为丰富可靠的形象资料.本文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的《吐蕃赞普礼佛图》为中心,对吐蕃族服饰的特色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邳州东汉纪年墓中出土鎏金铜佛造像考略

早期佛像造型历来倍受学术界所重视,邳州东汉纪年墓中出土的鎏金铜佛造像,无疑为佛教吏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北魏明元帝两皇后之死与保太后得势

密皇后杜氏与昭哀皇后姚氏均受明元帝的宠遇,又都于明元帝去世前三年的泰常五年死去,于是宫中再无皇后。明元帝去世后,太武帝的乳母窦氏受封为保太后,她不仅在后宫得势,还进而干预北魏朝政。对此一系列史实的考证说明,北魏为防止母权干预政治而确立子贵母死之规,但由此派生出保母抚养储君之成例,遂致保母干预政治,其结果竟与子贵母死之规的初衷大相违戾。     

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

鲜卑民族之于北朝史官制度的设立、推进和创造,对发挥史学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起了重大的作用。北魏在继承汉魏著作官制的同时,发展出完备严谨的国史编纂制度。北朝几代史家则提出了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史学思想。至北齐,史官制度与史家主体二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催生了设馆修史这一新的机制,其对传统史学影响深远。这是北朝积极推进民族文化认同所结出的硕果,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和日后的民族文化认同。     

《清史稿》、《清史列传》之《郑成功传》考异七则

学论及《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两书的史料价值时,常常认为《清史列传》高于《清史稿》。本对这一看法提出不同看法,通过对两书《郑成功传》七则明显不同的记载进行考订,发现《清史稿》虽存在不少错误,而可信之处亦多;《清史列传》虽存在许多优点,而错误亦存不少。评判两书的史料价值,应当进行具体的考订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汉番禺城故址新考

关于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都会番禺城故址所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否定了今广州旧城区说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异说,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布、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并考订两汉新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论文相应还探讨了东汉末年番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和意义。     

广西越州故城遗址玻璃珠饰的科学研究

本研究利用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分析、光学相干层析成像、超景深光学显微观测等多种方法对广西越州故城遗址出土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饰进行科技分析,获取了玻璃珠的化学成分、物相结构、内部物理结构、表面显微形貌等综合物理化学信息,确定了玻璃珠的玻璃体系、制作工艺(着色工艺、成形工艺)和产地来源,探讨了以丝绸之路为主线的国内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太平洋玻璃珠可能的输入路线。广西越州故城遗址发现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为中外文明交流提供了新实物证据,对深入研究我国南北朝时期中外文明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魏书》《北史》之《韩麒麟传》附《显宗传》所引《庄子》文字考辨

《北史》《魏书》中引用有一段与今本《庄子》存在差异的文字 ,从文献学渊源来看 ,它应属于未经郭象删节的五十二篇本庄子中的内容 ;而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近代以来学者们的考辩 ,此段文字应出于今天已经佚失的《庄子·惠施篇》     

近十余年来魏晋南北朝女性史研究述评

近十余年来,我国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女性史的研究已呈现出可喜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婚姻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婚姻文化也相对开放、自由;同时,女性诸多方面的社会地位也明显提高,但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仅仅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女性依旧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另外,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儒学的衰微,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促进了女性生命意识的复苏,人格的觉醒和理性的重新发现。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女性的研究是范围广,层次多。角度新,但依旧不够全面,宏观胜于微观。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