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对年鉴的认知和定位

年鉴起源于西方,清末民初传入中国。中西方年鉴不同的发展历程,导致双方在年鉴认知和定位上有联系也有区别。通过讨论在这一认知和定位的影响下,中西方综合年鉴各自编撰和出版的境况,重点比较分析了双方综合年鉴的编撰体例及其对各自年鉴的影响,并就此提出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应打破当前僵化局面,虚心向国外先进年鉴借鉴、学习的观点。     

民国《儿童年鉴》的内容、特点及其启示

民国《儿童年鉴》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出版,是民国时期我国针对儿童群体编辑出版的百科年鉴。该年鉴对西方年鉴体例有较多借鉴,并结合当时教育现代化变革和战争迫近等特殊社会环境以及小读者的需求,进行了内容、体例的本土化调整与个性化设置。分析该年鉴的内容和特点,对当前发挥年鉴的社会价值、推动年鉴产品多样化、促进年鉴基础理论研究具有一定启示。     

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发展历程、特点及价值——以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北京(北平)年鉴(年刊)为例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成风,缘起于西方的统计年鉴传入中国,并为政府部门、学界、实业界所接受,中国年鉴进入初创探索时期。之后,中国年鉴进入相对快速发展时期,部分政府部门、民营出版机构、学校、研究机构等纷纷创编年鉴,中国年鉴发展一度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直到1949年,艰苦动荡的时局遏制中国年鉴发展势头,中国年鉴发展进入低谷期。民国时期的北京(北平),顺应时风,创编数十种年鉴(年刊),在中国年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者以国家图书馆藏的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年刊)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民国时期北京年鉴发展历程,从出版主体、经费来源、体例编排、内容特色四个维度提炼出民国时期北京年鉴的特点,从沿革研究、量化研究、法规研究、行业研究角度剖析其价值。力求为民国时期中国年鉴的搜集研究、创新转化提供先行探索,也为现今年鉴在资料收集、保存、开发利用上提供有益参考。     

法国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

西方史学近几十年的变化可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为集中表现,因为年鉴学派“已经取代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地位,而且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中心锻炉”。西方史学的发展和进步由于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很难用某一种范式来归全,但人们至少承认“年鉴学派是新史学中最有影响、因而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此,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条件     

国外传统代表性年鉴发展趋势及特点

年鉴一词来源于西方,国外年鉴种类繁多,历史悠久。通过学习国外代表性年鉴,归纳总结其发展特点与编写经验,可以给国内年鉴编纂带来借鉴与启示。     

略论微观史学

近20多年来,西方史学在研究方向、历史思想和方法论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多年前,新史学在西方史坛正处于春风得意的鼎盛时期。它要构建的是一种分析的跨学科史学。法国年鉴派的布罗代尔可以说是当时新史学的主要代表。     

苏联学者对年鉴派看法的变化

法国年鉴派是当代西方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也是西方新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流派。它诞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二战前已影响日增;二战以后,它不仅在法国成为史学主流,而且影响遍及欧美。概略地分析一下苏联学者对年鉴派的看法及其近年的变化,可以使我们通过这一实例一般地了解苏联对西方史学思想的态度及其演变情况。     

学科建设视角下民国统计对年鉴的影响

清末民初统计学传入中国,并在民国时期对中国的各项工作、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年鉴。民国时期,统计学从理论方面丰富了年鉴的发展思路,让年鉴成为具有实证性的史料;统计学为年鉴发展提供了方法论,调查统计被年鉴编纂者广泛使用;统计成果成为年鉴的重要参考内容,促进了年鉴的编纂。此外,民国时期统计机构、人才、法规等还间接为年鉴编纂提供了助力。但与民国时期统计学就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不同,年鉴学至今尚未建立。究其原因,与西方年鉴发展缺乏系统理论,本土年鉴理论发展又较为迟缓,年鉴发展运用不够深入,稚嫩的年鉴出版业难以有效促进年鉴理论发展,年鉴发展的法律、机构、人才外部助力不足等有关。     

黄仁宇明史研究的学术渊源——欧美史学

黄仁宇,美籍华人、明史专家。近年其明史史观和研究方法倍受关注,为史界的另类。主因在于他的明史研究深受西方汉学界、新史学派、年鉴学派、全球史观等欧美史学的影响。     

编好年鉴 繁荣方志事业

年鉴在我国出现不足 10 0年。尽管商代曾出现产生年鉴的端倪 ,但却没有进一步孕育发展 ,中断了 3 0 0 0多年。真正意义的年鉴还是近代以后 ,由西方文明传入带来的“舶来品”。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年鉴是 190 9年奉天 (今沈阳市 )图书馆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到 2 0世纪 2 0年代末 ,我国年鉴事业才初具规模。进入 3 0年代 ,我国年鉴事业出现了一个高潮 ,有人称之为一个短暂的“年鉴热”。在 193 0年至 194 9年间 ,编辑出版了数十种年鉴。 195 0年至 1965年间 ,出版了 5种年鉴 ;1966年以后 ,年鉴事业中断。而年鉴事业真正得到重视和发…     

清末民国时期统计学影响下的年鉴事业

清末民初,统计学传入中国,对本土年鉴事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统计学为年鉴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让年鉴事业逐渐成为具有实证性的现代学科;统计学为年鉴事业发展提供方法论,调查统计被年鉴编纂者广泛使用;统计成果为年鉴编纂提供大量资料,提高了年鉴编纂质量,加快了年鉴出版速度。此外,清末民国时期各级统计机构、统计人才、统计法规等还助推年鉴编纂工作成为一项常态化事业,推动年鉴的规模化发展。虽然统计学与年鉴事业联系如此紧密,但统计学在民国时期就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年鉴事业却未能跟随统计学的发展脚步,年鉴学至今尚未建立。探其原因,与西方年鉴传入中国时就缺乏系统理论,本土年鉴理论发展又较为迟缓,年鉴产品开发运用不够深入,大而不强的年鉴业难以有效反哺年鉴理论发展,促进年鉴事业发展的机构、法律、人才等外部条件不足有关。     

年鉴编纂应树立读者观念

在西方,年鉴被称为“刊中之王”,它是集知识、信息为一体的出版物,并有记录信息完整、连续、容量大、全方位和使用便捷等显著优势。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年鉴事业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无论是年鉴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还是编纂实践和成果,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截     

《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

我想就现今史学领域三个方面的问题试谈一下看法。首先是《年鉴》运动的问题,我觉得与其叫《年鉴》学派不如称《年鉴》运动,因为我相信并不曾有过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派,只是在《年鉴》周围形成了一个运动。其次是整个西方史学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本人用回归一词加以概括。再次,我就见闻所及说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先前占统治地位的某些国家的史学领域目前的问题。这些国家首先是俄罗斯,1989年我去过两次,今年两个月以前又再度前往,还有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和西班牙。从《年鉴》说起吧,它的问题首先…     

承续与创制: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年鉴编纂研究

政府主导年鉴编纂是近代中国年鉴发展有别于西方的显著特征之一。年鉴界鲜有从这一角度发掘和呈现相关史实。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承续清末旧制,颁布实施一系列涉及年鉴编纂的法令,以国务院(政事堂)、内务部、交通部、财政部等为代表,在一批统计学者的参与下,“远追成例,近仿良规”,开始“藉作年鉴之嚆矢”的各类年鉴编纂尝试,并在机构设置、统计方式、调查内容,尤其是年鉴编纂体例等方面有诸多创制。尽管时局多变、举步维艰,大规模筹办全国性年鉴的计划在短时期内未见成效,但作为政府的法定职能,持续不懈的统计调查和努力,催生了《观象岁书》《外交年鉴》《江苏省政治年鉴》等一批数量可观的编纂成果,开启了年鉴编纂的现代法制进程。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仍不难看出其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彰显出的时代转换意义,对民国年鉴发展的“先导”之功和承前启后作用更不应忽视。     

论年鉴工作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正>年鉴虽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从宣统元年(1909年)奉天提学司使卢靖组织编译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算起,这一舶来品在我国已有100年的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     

近二十年来《年鉴》的趋向

法国年鉴学派以1929年1月创刊的《年鉴》杂志为核心,是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它在20世纪引领了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革命,例如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关注日常生活史等。随着1989年社会政治的变化与"文化转向",《年鉴》杂志也开始重新反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范式,转而关注"表象"等感觉史,进而转向关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当代史,由此引导了"审美转向"到"伦理转向"的发生,同时透视了未来"交叉史"的趋向。《年鉴》杂志在这场转向中越来越多地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问题,考察来自欧洲之外的历史经验。     

中国年鉴领军人 精湛学说成一家——许家康年鉴学术思想及著作评述

众所公认,许家康先生是近年来我国年鉴编纂理论研究及推动年鉴事业发展的领军人物。他长期从事年鉴编纂出版工作和年鉴编纂理论研究,致力于领导开展全国性的年鉴理论研讨会、评奖会,建立中国年鉴网和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极大地推动了学会工作和各地年鉴事业的发展。多年来,他刻苦钻研年鉴理论,著书立说,创新年鉴内容和形式及年鉴编纂出版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年鉴编纂和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研究并拓展许家康年鉴学术思想,对于提高年鉴编纂质量,加强年鉴理论创新与学科体系建设,我国年鉴事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年鉴条目简论

地方性综合性年鉴一般用条目体,即以众多条目构筑年鉴的主体。因此,我们在研究编辑地方综合性年鉴时,必须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年鉴条目的研究探讨上,譬如年鉴条目的形式特点、年鉴条目的类型、年鉴条目的文体特征、年鉴条目的撰写等等。提高年鉴质量,也必须重点提高年鉴条目质量,这包含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编辑的工作质量,如框架设计、条题的拟定、撰写的指导等等;二是撰写质量的提高工作,即广大供稿者要明确有关条目的一般知识,下功夫提高条目的撰写质量。     

关于年鉴创新与规范的思考

年鉴发展需要创新,但在年鉴编纂中很多进步或成果都不是创新,而是与时俱进、常编常新的。长期以来,年鉴编纂工作中存在五个认识误区：将年鉴定性为资料工具书,年鉴不是“官书”,年鉴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过于陈旧和狭隘,主张创新是年鉴发展的主题,讲年鉴规范就是“千鉴一面”,因此,亟须正本清源,回到正确的认识上来,年鉴工作才不会走弯路。年鉴规范是基础,人人必须遵守;年鉴创新是提高,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年鉴创新必须具备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来自于年鉴理论学习和研究,更来自于年鉴编纂工作实践,没有年鉴编纂工作实践的创新是空洞的、乏力的。     

《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

法国年鉴派是战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在整个20世纪,以法国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在国际史坛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反映了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同时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它的喉舌《年鉴》杂志的名称的更换上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