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视阈下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实践--以八将文化为例

乡村社会因民间信仰而产生的权力关系、实践行为与结构机制,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各方各面,对社会的善治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玉环市传统的鸡山八将信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融合中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优化及辅助乡村治理,超越对民间信仰本身单纯的功能性探索,从信仰仪式的变化关照整个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化,进而探讨八将信仰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借其帮助乡村的有效治理,对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有着迫切的现实功用。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建构多元治理范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乡村治理机制提出新的要求。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的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探索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     

基层治理视角下公众参与促进乡村振兴策略探析——基于安化县冷市镇大苍村实践

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激速变迁,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已从乡土社会逐步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几千年的生活和治理模式正变得处处不合时宜,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公众一方面急切地想通过各类途径参与村庄的规划和建设,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村庄规划编制与村庄建设行为越来越规范化法定化,现代乡村已无法用传统的治理方式进行管理。公众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村庄规划和建设成为保障村庄规划实施及监督的一大问题。而随着我国 2021 年脱贫攻坚取得的全面胜利,我国对乡村地区发展定位逐步转变为实现乡村振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充分运用乡村基层治理的手段保障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和提升变得尤为重要。     

传统乡规民约何以可能——兼论乡规民约治理的条件

作为民间法的乡规民约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乡规民约如何起作用即其权威来源和基础却鲜有研究。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是理解和把握乡规民约在乡村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本文以马克斯·韦伯的权威来源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熟人社会的礼治秩序、乡约组织的宣教引导、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乡村精英的教化授命等角度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及治理条件。     

授权式协商:传统乡村矛盾纠纷的治理逻辑及当代价值——以鄂西余家桥村“说公”为例

在已有研究中,协商往往在价值范式下去理解,与民主高度关联,这一界定容易陷入西方话语语境,而忽视了中国本土所不一样的协商事实。在中国乡村社会,协商是一种治理工具,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这种工具范式下的协商与治理高度关联,在中国乡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以余家桥村"说公"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国法不下乡"的传统时期,矛盾纠纷通过协商自治的方式得以调解。协商表现为一种"授权"的逻辑,具体体现为一种"授权式协商"。欠缺平等协商能力和对话能力的农民主体,授权有能力、有权威的主体代表自己协商,通过公开、公共的讨论,形成一致的共识,有效解决问题,以维系秩序。中国乡村社会具有深厚的协商土壤,并孕育出多种形式的协商机制。这种"协商基因"并没有因历史变迁而消逝,而是扎根于乡村社会土壤。挖掘并激活农村社会的"协商基因",对实现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路径研究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基层党组织涣散、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空心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主要因素，探索新型社会组织嵌入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良性机制及可行路径，为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现代乡村社会协商治理制度化研究——基于绍兴市“夏履程序”的分析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其实质是立足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由一种传统的非程序化治理形式向现代的制度化的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而民主协商治理则是实现这种制度化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文章以协商治理制度化为研究视角,以夏履程序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制度化理念、机制和绩效衡量的培育,积极探索新型的乡村社会治理途径。     

赋役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唐后期乡村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密切。唐代是赋役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唐后期赋役制度变迁亦开启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调整。对此,学术界已经在乡官到乡役的变化以及两税法与乡村制形成上取得了诸多成果。     

清代山西碑刻中乡规民约的“约”与“罚”

<正>乡规民约是清代山西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民间法,其中,它的核心规则是"约"与"罚"。在对乡村村民规定了种种的"约定、规则"外,还在民约中明确了处罚的规则。而这种"罚"又有详细     

民间台账挖掘利用与党史国史研究的深化——以集体化时期乡村民间台账为例

乡村台账属于民间历史文献。相较于传统民间文献,当代民间文献研究因起步晚而存在一些不足。集体化时期乡村民间台账,形式自成体系,可分为“备查账”与“备忘账”。抢救当代民间台账,立足其系统、源流与语境的挖掘利用,将广袤农村看似没有多大意义的日常生活,链接纳入上下交汇的政治文化空间;在推进农业集体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同时,也是对乡村财政史、新中国经济史乃至党的基层治理研究的一种拓展。     

略论社会秩序构建视域下的乡规民约——以福建的乡规民约为例

正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不仅包括乡村社会之规矩,亦包括民间群体(作坊、商社、民办教育组织、民间慈善团体等)之约定。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乡规民约的产生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天然关系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     

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

清朝统治者在实践中确认了“教化为本”的统治原则,且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清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二元同构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教化组织和形式与以宗族、乡约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同构而成。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乡村教化体系的变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其二是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官方与非官方教化组织二元同构性体系──不同,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新兴教化体系与旧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这首先表现在教化组织形式属性的多元化上。其次还表现为教化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嬗变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清王朝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教化主体的控制,使得乡村社会的教化呈现出一种空前的失范状态。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与晚清政府走向灭亡时各项制度的衰落变迁同步进行着,并在相互之间产生着互动,共同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全部内容。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

民间小戏,作为草根文化的代表,其产生、发展、兴盛与乡村社会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抗战爆发后,政治的强大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对乡村戏剧的改造就是其中之一。处于战争话语下的民间小戏在结构和内容方面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政治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民间文艺中,融入到乡村生活中。本文以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战争话语下草根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能方面的转变及其与政治在乡村社会的结合。     

政治·民间小戏·乡村社会 论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改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治意志开始强势介入到民间小戏,进而渗透到乡村社会。边区政府对民间小戏的改造成为国家的政治诉求,本该再现乡村社会的多元图境和反映乡村民众真实想法的民间小戏在革命话语的主导下其结构及内容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间小戏的娱乐功能开始向政治教化功能转变。本文以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了革命话语下民间小戏改造及其功能的转变,以期揭示政治、民间小戏及乡村社会三者互动图境。     

新中国乡村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为了维持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等,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正确地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不断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制度保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的指导、引导、协调和服务功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在维持农村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努力方向。     

越南难侨的身份协商与国家认同——基于珠海市原红旗华侨农场的案例

20世纪中期,东南亚多国先后出现排华潮,大量华人华侨以“难侨”身份被迫返回祖国。难侨独特的生命历程和空间实践,使其展演出不同的身份协商过程和国家认同变迁。本文以珠海市原红旗华侨农场的越南难侨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剖析其在归国前后不同时期和不同空间的各方互动中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的演变过程。研究指出：越南难侨在群体互动、政府政策以及社会支持的影响下,在归国之前、归国初期和归国后期有着明显的身份认同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其对祖国（中国）的国家认同不断加强。研究通过时空耦合视角为移民的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亦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难民治理和侨务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理解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读《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

《变动时代的乡绅》首次较系统地考察了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乡制变革和乡绅变迁,以乡绅为切入点,分析了近代乡村权力结构从保甲—自治—保甲—"村选"政治的历史过程,民国时期的乡村绅士也在权力变动的过程中蜕变、分化以至消亡,随着绅士的离村和基层政权日益痞化,乡村社会陷入日趋崩溃的境地,并成为酝酿社会革命的温床。同时,该著作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给予读者一定的启迪,包括区域性案例研究后的宏观解释,实证研究中的思辨追求和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而该书呈现出来的共性问题也有助于继续拓展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空间。     

嗟吁击鼓兮，祈甘霖——岷县十八湫神崇拜

以“九州”、“九服”划分世界的“天下观”为中华帝国行政之基础。族群杂居的岷县（古岷州）地处远离中华帝国政治中心之“雍州”,从异域到边疆,中央王朝以卫所、屯垦、赐姓、羁縻等手段管理之。此外帝国统治者深谙意识形态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作用,利用本地民间信仰——十八湫神崇拜的民间基础和“日常性”,于信仰符号和意义中强化“礼”的主流文化认同。汉藏因共同信仰的神明——“分巡圣母”而产生族群间的交流与互惠,国家则将民间信仰视为帝国边疆管理之“利器”。而民间社会为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开始有意识纳入“规范”,在仪式层面模仿国家,于是神的膜拜即成为国家观念的外化表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体的“关系”研究——基于民间习武共同体的“关系”建构及维系机制研究

民间传统武术,是中国非遗保护名录中的重要内容。民间习武共同体是通过拜师学拳而联系在一起的民间习武群体,也是民间传统武术传承的基本组织单位。以民间习武共同体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了解民间传统习武群体"关系"的建构、影响因素以及内部维系机制,为探索非遗传承人群体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民间习武共同体"关系",是一种通过拜师学拳而建立起的人际联系。它的建立经历了习武者的认同融入、仪式融入和精神融入三个阶段,并形成了以情感为"关系"纽带、以血缘性为"关系"基础、以信任为"关系"前提的民间习武共同体维系机制,以此推动着民间武术长期、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