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西安之行

1924年七八月间,主政陕西的刘镇华以西北大学和省教育厅的名义,邀请京津文化名人王桐令、李干臣、林砺儒、陈定谟、李济之、蒋廷黻、夏元璨、孙伏园等人,到西安作一次暑期讲学。因为学校一时疏忽,未曾把鲁迅列入邀请名单,经陕籍学生王捷三向校长提议,鲁迅也得以同往西安。当时水陆交通都不畅通,路上乘车换船就花了半个来月。实际讲学时间是从7月21曰到29曰,只有一周,前后来回共有三十七天,史家将这次活动,称为“西安之行”。     

鲁迅与西安古玩业

民初以至民国十三年前后,是鲁迅先生迷恋金石考古的高峰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他利用其寓居北京及讲学西安的方便,多方搜集陕西文物和碑帖,与西安古玩业有许多间接和直接的联系。《鲁迅日记》1912年12月1日记载:“下午寄二弟一小包,内花瓶一双。至南通州会馆访季自求,以《或外小说》两册托其转遗刘雳青。而季自求则以《大隋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志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暨碑额碑侧共四枚见赠。”如无别的资料的话,这将是鲁迅接触陕西文物的最早记载。除季自求外,另一位热心为鲁迅搜购陕西文物、碑帖的是杨莘士先生。杨当时经常     

白朗起义军在陕西的斗争

五十年前的3月,河南一支农民起义军进入了陕西,这就是白朗起义军。1911年冬,河南宝丰人白朗①在当地发动了起义。起义军纵横五省(豫皖鄂陕甘),历时四年(1911——191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继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白朗起义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同时也反对教会势力。义军在豫皖鄂交界各州县给反动势力以严重创伤后,于1914年3月开始向陕境进军,准备由陕     

吉尔吉斯斯坦的“老陕村”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农业部,我们竟见到一位操着一口地道陕西腔的当地人。我好奇地问他在哪里学的汉语,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是“老陕”,住在“老陕村”——“坎不陇”,从小就会说中国话。     

井勿幕之死及三次安葬始末

辛亥革命时期风云川陕晋地区、曾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井勿幕,于１９１８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陕西兴平县南仁堡遇害,这桩历史公案为民国初年主要疑案之一,至今仍悬而未决。８０余年来井勿幕冤案尚未得以昭雪;其死后归葬也风波迭起,尸骨已寒而事未休。 井勿幕（１８８８—１９１８）,初名泉,字文渊,陕西蒲城人,少怀大志。１９０３年为追寻革命真理,远涉重洋东渡日本,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为陕西最早的留日学生和同盟会员。之后多次受孙中山委派秘密回国,负责在北方数省发展革命。他…     

抗日烽火中的“文物救亡”

60多年前,日寇疯狂地将战火燃烧到沿陕、晋、豫一线的黄河岸边,侵略军的飞机甚至经常深入关中腹地进行野蛮轰炸,陕西关中的汉唐陵、敦煌的莫高窟等西北地区的重要文物古迹面临空前浩劫。紧要关头,一群由10余人组成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历时近五年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独立组织的大规模文物考古调查。考察团成员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勇于肩负“文物救亡”重任的伟大壮举至今却鲜为人知。考察团的特殊行动、历史意义和学术成果,值得中国考古界、美术界和教育界永远铭记。     

杰出教育家孙奇逢述论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朝康熙十四年(1675),原籍直隶容城县,后改入河南辉县籍。十七岁中举,屡经会试不第。明清两代,朝廷多次征聘他为官,他都予以拒绝,而以讲学著述终其生。因长期在辉县夏峰村开堂讲学,故有“夏峰先生”之称,其文集也以《夏峰集》命名。他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当时讲学活动最盛的有三大支。在东南,黄宗羲在浙东证人书院讲学;在西北,李颙在关中书院讲学;在中原,孙奇逢在苏门山百泉书院讲学。孙奇逢、黄宗羲、李顒被学人尊为清初“三大儒”,而其中又以孙奇逢的辈份最高,声名最大。他还是一位气节奇伟之士,曾经勇敢地参加反对魏忠贤阉党和抵抗清军侵扰的斗争,因此获有“始于豪杰,终以圣贤”的美誉。梁启超曾经这样称赞孙奇逢:“他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的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对于孙奇逢的学术思想笔者曾撰有论文,这里仅着重对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西北工学院图书馆概况

本馆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当时由华北内迁的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在陕西城固古路(土狊)天主教堂内合并为西北工学院,四个工学院的图书馆也合并为西北工学院图书馆,以教会的小经堂为馆址。抗日战争胜利后,于一九四六年春天,随同学校迁来陕     

王国维殉清说质疑

一王国维是近代一位有名的学者。鲁迅先生称他“是老实人”,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同志推崇他是“新史学的开山”,“很有科学头脑的人”。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殷周制度及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对于古典文学和古典戏曲的研究,也有突出贡献,至今犹为人们所称道。但是,王国维却在1927年突然自杀了。     

抗日烽火中能“文物救亡”

60多年前,日寇疯狂地将战火燃烧到沿陕、晋、豫一线的黄河岸边,侵略军的飞机甚至经常深入关中腹地进行野蛮轰炸,陕西关中的汉唐陵、敦煌的莫高窟等西北地区的重要文物古迹面临空前浩劫。紧要关头,一群由10余人组成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历时近五年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独立组织的大规模文物考古调查。考察团成员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勇于肩负“文物救亡”重任的伟大壮举至今却鲜为人知。考察团的特殊行动、历史意义和学术成果,值得中国考古界、美术界和教育界永远铭记。[编者按]     

鲁迅与儿童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回忆他的父亲鲁迅时,曾经写道：“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我赖着不肯去学校,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鲁迅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谈到打儿子时,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鲁迅在病中,看到他的好友姚蓬子的儿子,也要慈爱地摸摸他的头,这个小孩就是“文革”时期“大名鼎鼎”的姚文元。     

也谈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与蒋锡金、王尔龄两同志商榷

鲁迅逝世前一段时间,曾计划去日本疗养,但后来终于没有去成。这个问题近年来引起了一些鲁迅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如蒋锡金同志的《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一文(刊《新文学史料》第一辑,1978年12月),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和考索。随后,王尔龄同志的《鲁迅逝世前的两次斗争》(刊《新文学史料》第四辑,1979年8月)也涉及这一问题。现在,我把自己的不同看法提出来,以就教于蒋锡金同志、王尔龄同志以及从事鲁迅研究的同志。鲁迅要去日本,确如许广平同志所说,是他“早年的夙愿”(见锡金同志文章所引)。一     

有关鲁迅争论我见

一、鲁迅思想究竟是前期重要还是后期重要在我零星看见过的近若干年研究和评论鲁迅的文章中,以及之前抗日战争时期对鲁迅的评价文章中,一般都着重在歌颂鲁迅思想的后期,即1927年后的思想,也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南京中央专制政府的思想。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对鲁迅的极高评价,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     

不该被文学史遗忘的周文

<正>第一次读到周文的文字在10多年前,那是他1942年6月在延安批判王实味的两篇文章,一篇叫《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一篇叫《鲁迅先生的党性》。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批评王实味     

鲁迅逝世前为什么急于迁居?

周建人说:“这是一个谜”前几年,周建人同志生前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一个问题:“鲁迅逝世前为什么要急于搬房子?”他说:“鲁迅逝世前的确是非常着急地想搬房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是个谜。鲁迅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说叫我给他找房予,并说我订下来就可以了,不要问他。他为什么要急于搬,我没问他。第二天刚好是星期日,鲁迅很急,拿起笔就写了‘周裕斋印’四个字,让我去刻一个图章,因为当时租房子要订合同,要一个印章,‘周裕斋’是‘周豫才’的谐音。别的地方没用过这名,后来房子也没租,图章也没刻。”(《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48页)     

鲁迅与香港

鲁迅与香港鲁迅一生到过三次香港,都是在１９２７年。第一次是１月１６日乘轮船从厦门去广州,１７日经过香港;第三次是９月２７日,也是乘轮船由广州去上海,当日夜半路经香港。这两次都是路过,算不得“去”,只能说是“到”。唯一算作“去”的一次是第二次,这一次是...     

从陕北革命根据地走来的郭洪涛

郭洪涛是陕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也是“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立志革命和狱中斗争郭洪涛考入榆林中学时,校长是著名的西北民主革命人士杜斌丞。当时     

刘一原：绚烂至极归平淡

金秋时节。年近古稀的刘一原正在武汉美术馆举办“水墨伸延——刘一原水墨艺术展”,这是他的第五次个人展览。在这之前,1992年应法国卡斯特尔市市政府出资邀请,刘一原赴法举办个人画展和讲学：1998年在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举办“心象风景——刘一原水墨艺术展”;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     

“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

大致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同步的“五四”反封建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鲁迅是这一运动当之无愧的主力。可是不能不承认,鲁迅“五四”前后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使用频率不算高,“民主”二字连在一起更少见。但鲁迅当时是主张“人道”,而反对“兽道”和“鬼道”的。他在1918年3月10日致许寿裳信中,把上海《时报》的报道为徐班侯“灵魂照相”一事,称为“人事不修,群趋鬼道。”同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则把当时教育部某人售妻妓院事,称为“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何谓“兽道”？封建道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