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圈地制度的辐射：清初拨补地考实

顺康时期,清廷在京畿五百里实行大规模圈地,设立八旗庄园,同时把其他州县的土地作为补偿拨给被圈的民人,即"拨补"。拨补地虽然不属于旗地,但其产生与旗地政策直接相关,拨补时间、拨补区域均随八旗圈地的进展而定。拨补地位于旗地外围,以北京城为基点逐层向直隶南部地区推进,分布于直隶8府、2直隶州所属67个州县境内,以及包括宣府镇在内的卫所系统诸地。直隶南部州县虽然没有旗圈地,却依然通过拨补地的实行间接受到八旗制度影响。文章围绕拨补地形成、分布与八旗圈占旗地的紧密联系,思考八旗制度对直隶的非八旗人群、非八旗区域的辐射性影响。     

三峡地区出土的唐宋陶质兽面建筑材料

三峡地区唐宋遗址出土的以兽面为装饰图案的瓦当、脊兽、砖等三类陶质建筑材料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区域特征,是分析唐宋遗址性质、建筑等级的重要实物资料。三类建筑材料出土于三峡地区唐代中晚期至北宋早中期的长江沿岸及其支流的市镇遗址,反映出在唐代中晚期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城市制度激剧变化以及商品经济兴起的大背景下,三峡地区介于乡村聚落与州县城市之间的市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两宋代役人论析

两宋之代役人,包括受私人雇佣代应职役以及在雇役制下受官府雇役之人。他们数量庞大,遍布州县与基层。除了被一些士人称为"浮浪""无赖"等无恒产者外,其来源还包括富农、曾在公门之人,甚至是儒者之后。他们以代役为职,不仅是为了雇直,也因某些职役所潜藏的社会资源。代役人借助自己的技能和所掌握的信息等,在获得雇直、社会资源的同时,亦使民户脱离职役之苦,而其专业性也为州县职能的完善与扩充提供了条件,从而颇受州县与民众的欢迎。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士人,在与代役人竞合的过程中,逐渐承认其作用。至晚到南宋早期,代役人已经从北宋初期以私名受雇的法外行为中走出,成为推动传统社会职役吏员化、差役赋税化以及官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群体。     

革故鼎新：北宋前期嬗变镇将势力述论

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前期,方镇权盛自相雄长,镇将作为藩镇亲随分驻州县统兵领事自作威福,镇将势力在地方上呈现出隶属于藩镇统辖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以及依托藩镇权柄侵占州县官员职权的势态。因此北宋建立伊始深鉴镇将势态遂嬗变镇将势力,以诏令形式割裂镇将与藩镇之间的权力联结,在地理区域层面,将镇将势力缩控于县域城郭内以至逐渐从城郭区消泯。在统辖职权层面,解构镇将干政衍生的如巡警缉盗、狱讼司法、课征税赋等职权,收诸职权归于州县司。宋廷在嬗变镇将势力的过程中,重设县尉职掌缉盗恢复县域官员架构和权责,以文臣县尉代替武臣镇将重塑县域官员文武身份,收镇将权力归于县域重塑州县行政层级和税赋输贡事务。由此北宋前期宋廷在一定程度上革故鼎新重塑构筑起向心性集权于中央的地方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结构。     

丝路沿线的民族交融:占星家与乌珠穆沁部

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比前代都漫长,沿线地区诸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十分活跃。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等西域占星家们不仅为蒙元王朝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他们及其家族也最终融入蒙古民族共同体中。元廷退回蒙古草原后,他们进一步蒙古化和游牧化,逐渐成为明代蒙古乌珠穆沁部的组成部分。"乌珠穆沁"汉译为"阴阳",指占星者。此外,还有不少信仰也里可温教的人众和被称作"撒儿塔兀勒"的西域人加入乌珠穆沁部。明代乌珠穆沁是由西域人和蒙古各部组成的新部族。到清代,乌珠穆沁部被编为左、右两个扎萨克旗,旗里各级行政组织名称仍然保留其历史上不同族群、部族的旧名称。从西方占星者到蒙古游牧部族的一员,是丝绸之路沿线民族融合和不同文化交汇交融中非常典型的一例。     

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

全面分析先秦两汉关于太昊和少昊的传说可知 ,太昊和少昊都属于古史传说时期的较早阶段 ,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是古代东方地区两个主要的支系 ,或可称为两大部族。据有关文献的注解和太昊、少昊后裔的居住区域 ,一般认为太昊部族主要分布于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 ,少昊部族主要分布于鲁中南地区 ,向北可延伸到鲁北中部一带。距今 50 0 0年前后 ,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 ,其居民应为传说中的太昊部族。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海岱地区东部的同时期文化之间具有较多的共性 ,进而可以推定其自东部的沂沭河流域迁徙而来。少昊部族所处的时代大体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 ,结合传说中少昊部族的地望 ,即主要分布于泰山南北两侧地区 ,可以认为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至少是晚期 )应是少昊部族所创造的文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兴存考析

抗日战争时期,私营商业在陕甘宁边区经历了地域性的独特发展过程,在地区分布、发展比重、商品种类和业务性质变化上反衬出边区政府追求发展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念。在私营商业的管理上,边区政府实现了从放任自流——管理困境——到统一领导的发展转型,使其成为边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出私营商业战争年代的历史命运。     

北宋铁钱流通区域考述

在研究宋代铁钱制度时,有关论著对北宋铁钱流通区域的认识多有错误,或认为北宋之世,全国只有四路专用铁钱、两路铜铁钱并行,十三路专用铜钱。或认为“由于铜产量的增加,从前行用铁钱的地区部分地为铜钱所代替”,铁钱流通区域缩小了,实际上,北宋铁钱的流通区域并不固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变化,其总趋势是不断扩大。兹就北     

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的政权建设——以边区行政公署为中心

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的公署级政权经历了初建与发展的历程。从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到边区行政公署,无论其政权组织和基本职能的创建与演变,还是边区会议制度的建立与改进,都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发展。在建设边区行政公署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主政策,团结各党派、阶层人士,共同组建、改进政府与边区会议,并不断扩大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选举,促进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完成了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外围建立稳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     

明代中后期广东盐场的地方治理与赋役制度变迁

以盐场实现对产盐的管理并为开中法服务是明代财政的一项重要制度。明代盐场制度的本质是税收管理,它经历了从管理生产者与产品的基层行政机构到生产监督机构的转变。就广东盐场的地方治理而言,开中法、央地政策以及州县与盐场赋役关系是理解盐场制度运作和变迁的关键。明代中叶,广东余盐抽银、商引等开中的实施,促成场课折银和场盐"听灶户自卖",开始改变灶户办课的性质。正德以后,朝廷对广东地方余盐盐利的干预,促使盐场管理的重心转向限制余盐私卖、主抓场课无征,引致盐场与州县赋役矛盾的激化。御史解冕及其继任者先后推行的余丁佥补、以田报丁和重造盐册等措施,促成盐场的课与盐分离,进而州县取代盐场,成为场课征收和管理的重要机构。     

辽朝人口总量考

<正>关于辽朝控制下的人口总量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结论从不到230万到1000多万,相差四五倍之多,从早期至近期,估算的数字呈逐步增多的趋势。②本文试谈些个人的粗浅认识,以求正于学界先达诸君。辽朝控制下的人口可分为五个部分:五京州县人口、诸斡鲁朵人口、诸部族人口、属国属部人口以及僧尼、流民等不入籍人口。《辽史》卷四五《百官志》:"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就是包括前四个部分。有学者根据《辽史》卷三五《兵卫志》单列御帐亲军条,而独     

从教化职能向政治职能的演变——以清至民国前期的新疆乡约为例

乡约最早成立于北宋年间。当时的乡约完全是一个单纯的教化制度。明中后期,许多州县已建立了乡约,朔望讲读圣谕或约规已经成为明朝封建教化的重要形式。但这一时期的一些乡约已经具有了诸如稽查奸宄、催征赋税、管理社仓等一些基层综合管理职能,从而开始了乡约的官役化过程。乡约制可以说是对以往新疆基层政治制度的发展。     

《太平御览》引“唐书”之性质考论

宋代类书《太平御览》所引"唐书",对于校勘整理《旧唐书》及其它唐史文献,都有重要价值,但是对其所属性质,各家说法不一,或认为都属刘昫《旧唐书》,或都属唐代旧本国史实录,或认为两者都有。由唐代各种文献和宋人校勘整理的实际情况看,"唐书"应当是一个通名,既包含了《旧唐书》,也有唐国史实录、《通典》、《唐会要》,甚至唐代杂史笔记的内容在内。对于"唐书"性质的考察,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为对整部《太平御览》征引前代文献的考察,从而进一步认识北宋馆阁校勘活动的特点及意义。     

明清州县监狱的牢头

明清州县监狱由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州县长官称为"有狱官"。州县监狱设施简陋,社会治安及诉讼多的州县,往往关押人犯很多,以数量有限制的官、吏、卒等对囚犯实施管理,往往捉襟见肘,乃至力不从心,因此在囚犯中任命牢头协助管理囚犯,是州县监狱管理狱囚的无奈选择。牢头为恶,在明清时期是世人皆知的问题,他们在监狱中恃强凌弱、动用私刑,操其他狱囚生死于股掌之间。也有一些州县官,采取措施制止牢头在狱中对其他囚犯动用私刑,并能将囚犯组织起来,对监狱实施有效管理。不过,明清时期的牢头和私刑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明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但也引发了直隶地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业主在经管拨补地时往往采用“一地两养”方式,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同时,建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明前期“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探论——以湖广地区为例

洪武年间,湖广各府级中心城治、西南少数民族等"寇乱"为患地区率皆设立卫所、筑城守御,并辅以巡检司、土司等多重防御力量。在其障护之下,腹里州县安全无虞,实无修固城防之必要。自洪武朝以至宣德朝,湖广地区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各地不修城的情形相当普遍。正是洪武朝奠定的颇为严密的区域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地方安定,为明前期实行这种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创造了条件。一些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似乎并不完全切合明前期的实际。     

古代日本对靺鞨的认识

日本史料中的"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日本雅乐中的"新靺鞨"是靺鞨部族传统的舞蹈,后来由靺鞨人通过某种渠道带到日本,被赋予"新靺鞨"之名.靺鞨,在古代日本被赋予的意义为日本北边的一个蕃邦.     

辽代的赋役制度

辽代的赋税制度 ,是依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而制定的 ,大体可分为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三种类型。其具体徭役名目繁多。契丹、汉族、渤海等族人民是赋役制度的主要承担者。因俗而治 ,沿袭中原之制又有所创新 ,是辽代赋役制度的基本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赣闽粤边区向来远离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政治与经济中心,是为三省政治的边缘化地区和社会经济的贫困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边区开始了缓慢的现代化的进程。抗战军兴,东南各省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学校、避战逃难人员等纷迁赣闽粤边区,给赣闽粤三地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长期处于区域经济和政治边缘化的边区迎来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清代盛京等省的“城守”与“城”

顺治元年八月,盛京地区初步形成八旗驻防体系。康熙《盛京通志》将这些八旗驻防机构称之为城守公署,城守所辖区域为行政区划,与州县并列,代表着省级官员对"城守"制度的认同。同时,公文中的"城"逐渐具有城守辖区的含义。乾隆年间,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将东三省与新疆的八旗驻防区域称之为"城",记录为行政区划。嘉庆、光绪两部《清会典》将这些城守辖区规范为"城",城制成为与府厅州县制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地方行政制度。城守制与城制的重新发现,为研究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四省的八旗驻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