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批判史馆修史     

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论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文化积淀成为历史编纂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世纪史家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认识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迄今为止,尚未见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此问题作一分析,以期有助于全面了解章学诚的史学成就,评价他对十八世纪史学理论的贡献。一、关于史书体裁起源的考察中国史书体裁的源头在哪里,是历代史家共同关注和积极探究的问题。汉代学者刘做、班固认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姜义华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而且从未中断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国家任命史官、组织史馆、编纂史书、记述史事,使史学的延续与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西周已有太史等史官。宋代史官...     

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 ,即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是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史家的主体自觉共同促成的。这一时期的通史撰述对通史编撰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在历史观、史书体裁等诸多方面可谓异彩纷呈 ,显示出史坛的勃勃生机     

论宋代史家对历史编纂学的贡献

宋代史家在继承史学传统的基础上,不仅通过史学活动检验着前人的这些认识成果,也扩展了历史编纂学的范畴,实现了史学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本文通过对宋代史家在史书体裁、体例上的创新,对史料采择和历史叙事认识的梳理,揭橥他们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     

宋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中唐以后的史家开始重视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编年体史书由此中兴,历史上的二体优劣之争再起。及至北宋,孙甫强调编年体具有体正、文简的优点。体正,指编年体便于立褒贬以惩劝,同时起源较早,与儒家经典关系密切;文简则是指编年体史文简约。孙甫的观点得到宋代多数论者的响应。同时,宋代史学考察重心由人到事的转移,也对编年体史书占据史学主流地位推波助澜。以上因素最终导致了编年体史书空前繁荣的局面。     

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的普及

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但很少有人将这一发展与史学的普及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对史书体裁、乃至整个史学史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因为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闻名于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史学的普及,而编年体史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纪传体日益兴起并居主导地位的东汉以后,尤为突出。编年体与纪传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然而,二者不仅在编撰形式上有较大差别,在史学发展中所担当的角色也不相同:纪传史是专业性史书,读者主要是专业工作者和士大夫;编年史则具有更多的普及性,主要服务于一般的读者。可以说,中国古代大多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1981年史学史研究概述

1981年,史学史的研究出现了比较兴旺的景象,发表在全国性报刊和高等学校学报上有关史学史的论文有一百来篇。其中有综合性的论述,也有对某一个问题、某一部史著、某一位史家的探讨。讨论比较集中的有: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史书的体裁问题、对司马迁和章学诚两大史家的评价问题。除这四个问题之外,从古到今,上起《春秋》、《左传》,下至近代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都有专文评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对“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这种现象在前几年是比较少见的。对前人的史学遗产如何批判继承,这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白寿彝同志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第一至四期。本文所提及的论文及报刊均以1981年为限,故不标年份),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书编撰、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以轻松活泼的“答客问”的形式,谈得比较全面、透彻,对人颇有启     

史书体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史书 ,体裁众多 ,历史悠久 ,每一种体裁的史书均能自成体系。对我国史书体裁的研究、总结和借鉴 ,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就我国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略作分析总结 ,揭示当前史书体裁研究中的问题和倾向 ,以期对推进史书体裁研究有所助益。一、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传统我国不惟史书体裁丰富多采、历史悠久 ,而且对史书体裁的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一则我国古代有重视史书体裁创新的良好传统 ,表现为新史书体裁的创立、旧有史书体裁的创新发展 ,以及史书内容、编纂思想的创新等等 ,每一次创新和发展 ,都离不开对既有…     

评班彪的《前史略论》

班彪的《前史略论》是一篇最早的史学史论文,论及中国史上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略古详今,抓住有代表性的史家与史书(即司马迁与《史记》)作重点分析研究;着重于史家的思想倾向,并注意史家的撰史才能,肯定司马迁叙事行文准确、生动,可称“良史之才”。此论上承扬雄、下启班氏父子,标帜史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内藤湖南“唐宋史学变革”说阐微

内藤湖南发现唐宋之间的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变革:史学风尚由推崇客观精神转为注重主体意识,并由此引发了史书编纂由崇尚赅博到注重深识、史文义法由崇尚骈文到注重古文、史料处理由崇尚照录到注重别裁、史学批评由左道末流到蔚然成风、史书注疏由忠实原著到借题发挥等一系列变化。伴随史学精神的变迁,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呈现多元化、学理化、体制化的特点。唐初史馆实行的众人分纂法造成了"传统史法"弱化,"一家著述"消退,史家主体意识沉沦。宋代虽一度出现"传统史法"复归的现象,但终究未能阻遏史学变迁大势,反映出这一趋势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逆转性。内藤湖南在阐发"唐宋史学变革"说时以"会通"为理念,以"明变"为旨趣,运用联系的方法,从经典史籍、关键史家着手,采用不拘学理的方式,将自己的研究活动视为史学史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史学史教本》即将出版

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一书即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教本》系统地揭示了从远古到解放后的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过程和特点。这本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学遗产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从历史观点、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与历史文学几个方面进行概括。《中国史学史教本》努力探讨中国史学具有的民族特点。《教本》将中国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社会思潮辩证地联系起来,阐明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事件,评价史书和史家。在这本《中国史学史教本》中,史学不再是被视为游离于社会之…     

关于中国通史的三点史学思考

中国通史具有将历史过程与历史综合内容合而为一的优势和特征,与断代史、专门史相较,更能集中地保全和体现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史学是积极“入世”的一门学科,中国通史与史学社会功能息息相关;史学社会功能更是促进史书体裁革新的原动力;三之间呈连环相扣的互动之势。明了这种关系,有利于改善中国通史的编写,推动其发展。     

以史析运：査继佐《罪惟录》史论研究

史论是査继佐所撰纪传体明代史书《罪惟录》的一大史学特色，在《罪惟录》一书中，卷前几乎都有总论，卷后及卷中又分别有不同的“论曰”,史论在全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是探究史书结构与内容乃至史家史学思想的重要线索。査继佐借史论表述作为明末清初史家对于时局变换的观点和看法，其中关于明朝的帝运、国运以及当世之人的世运的解析是史论的重要内容，三运相系，可以看出査继佐深受传统儒学与阴阳学的影响。他在主要以天命和德业解释明亡历史原因之外，还注意总结误事朝臣、口舌之故、经济因素等其他细节性因素的历史作用，反映出较为进步的史学观念。     

“古人之遗意”与章学诚的史学革新论

正在中国史学史上,章学诚是最具变革精神的史家之一。他先于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学者一百余年就中国历史的编撰形式提出革新的主张,有些见解至今依然可谓不易之论。关于章氏的史学变革主张与思想,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指出他在史书体裁体例、内容铨配以及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具体见解,重点阐扬其不拘常例、寻求变通的学术准则;另一方面探讨其某些思想和观念(例如"六经皆史")在其探究史学变革过程中的意义。~(1)然而,这些研究所遗颇多,章氏许多治史理念     

佛教与北朝史家的历史撰述

佛教对北朝史家历史撰述有很大影响。首先,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意识到官修史书记载佛教的必要性。其次,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撰述了一些专门的佛教史籍。最后,佛教影响了北朝一些史家历史撰述的体例和体裁。     

钱穆论史体与史书

钱穆对中国史书各种体裁作出全面的分析。他推崇编年体、纪传体 ;特别强调列传体 ;对纪事本末体批评较多 ,对志书、方志等各种史书 ,都有述评。钱穆对史书体裁的分析 ,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关于地方志体裁的探究

目前地方志编修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体裁。其中"述"为地方志所特有,以叙述与议论为主要表现形式;"记"应属于一种篇目名称,包括大事记、附记、杂记等文章样式,大事记为编年体体裁,附记与杂记应属纪事本末体裁;"志"是由述体、纪事本末体、说明文体、图、表等多种体裁形式完成的;"传"是纪传体史书的正宗体裁,包括人物传及人物简介;图照运用空前广泛,但呈泛滥趋势;表的大量运用有助于文约事丰,但缺乏规范;第二轮修志以来,对"录"体裁的概念认识及运用发生了偏颇。地方志的体裁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特点。     

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中的史书编纂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史书编纂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 ,主要表现在 :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对域外史地的研究 ;史地学者能够根据社会变动的需要 ,灵活变通地运用史书体裁、体例 ,撰述了一批具有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的史地著作。这是对章学诚寻求史学变革之道的有力回应 ,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