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连横《台湾通史》以及著作的价值评价

连横是台湾著名爱国历史学家、诗人、学者。历经十年,编纂《台湾通史》,开创了台湾历史编纂通史先河：连横一生著述颇丰。收集保存大量珍贵的台湾历史文献资料。其中不乏海内外珍贵的孤本,诗书中无不凸现爱国爱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作出了积极贡献,被誉为“台湾太史公”“台湾史学第一人”。当前,弘扬与传承中华文化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研究连横及其作品意义深远而重大。     

论通史

在中国 ,“通史”是一个常用且易解的词。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史、世界史的书常题名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而英国人写关于世界史或英国史的书就叫“世界史”或“英国史” ,其中并无一个“通”字。西方语言里有好几个看来与“通史”相近的词 ,但其真实含义并非“通史”。西方的普世史传统来自古希腊 ,据柯林武德分析 ,这种传统与“实质主义”思想有关。中国的通史传统来自先秦诸子的富有历史倾向的思想 ,这种思想恰好是反实质主义的。中国的“通史”精神就在于通古今之变     

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

花十年心血几译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穷二十年精力完成的六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大量学术著述,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五老”,大体就可以概括侯外庐先生留给学术界的遗产。但是,和其他一些名家不同的是,侯外庐这些成就背后的人生阅历,记载寥寥,更非广为人知。正因如此,前些时候我走访了他的长孙、如今也已学有所成的侯且岸教授。     

浅论加强地方志书的著述性

著述,即撰述。志书的著述,就是编纂者用正确的观点和特定的语言,按照志书的体例要求,对资料进行再加工,把它编写成书。资料性是志书的本质属性,著述性则是志书的重要特征。如果志书只有资料性而无著述性,那称不上是志书,充其量不过为资料汇编或资料长编。因此,志书在坚持资料性的同时,还要加强著述性。这里,笔者就加强志书的著述性,谈点自己的拙见。     

论唐代落第士人著述的动机与特点

唐代落第士人从事著述者甚多,他们著述的动机与其他时代士人著述动机相较,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并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其动机大致概括为以科举和入仕为目的的著述、以社会交往为目的的著述、以自我表达和兴趣爱好为目的的著述;其著述特点是具有地方特色、有通俗化之趋势、有一定的功利性和投机性。     

地方志著述性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的探讨

从目前出版的部分志书看,其著述性还是远远不够的。志书的体例结构和体裁,已经具备了著述性的空间和条件,只是在编纂实践中还没有把握好和充分利用。要解决著述性弱这一问题,一是加强门类综述,增强著述功力及分量;二是解决好"述"与"作"的矛盾,处理好二者关系;三是强调志书著述性是一个有机的体系,从相关方面注重著述性的提高。     

魏晋隋唐时期钱币著述概论

钱币著述,又称“钱谱”,“泉谱”。明方以智《通雅》曰“纪钱制者,泉谱”,意思即是钱币著述当述历代币制,实质上钱币著述成了币制史,这是当时钱币学尚未独立发展的缘故。一般认为,萧梁顾垣《钱谱》是中国钱币学的滥觞。魏晋隋唐钱币学萌芽时期,出现了几部钱币著述,虽然内容大多亡佚,水平不甚高,但对以后的钱币学发展,特别是宋人的钱币著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考察钱币著述的全部意义在于深度认识中国钱币学发展的真实详尽过程,寻视钱币学演变的规模及其得失,更好地解决如何继承钱币学遗产问题。本文力图对魏晋隋唐时期钱币著述的种类、源流、特征、内容进行梳理,从而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钱币著述,探索前人著述对后世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

清季以来,新史学成为中国学人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可是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取径却各不相同。为了后来居上,此前的新史学也往往被当作不破不立的对象。在不断趋新的过程中,中国史学的形式根本改观,但要拿出超越旧史学的代表作,却并不容易。创新的前提是温故,首先要掌握史学的基本与大体,超越中西新旧,避免盲人摸象,防止以偏为新,才不至于欲辟蹊径而蹈覆辙,甚至南辕北辙。     

近代陕西著述概况及其特征

近代陕西著述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地方志编撰;洋务运动开始后,旧学尤其是以科举为内容的著述衰落,新学及反映现代新学科的著述开始兴盛。近代陕西著述所反映的内容或事件本身发生在陕西,但著述的影响却具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西北联大时期,西北联大学人著述出版了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论著;陕甘宁边区出版、翻译了大量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及毛泽东思想论著,这些著作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意义重大。     

阮元著述文本的总貌及其整理的现状和意义

阮元是清代的大官僚,又是著名的大学者。在政治上,阮元政绩非凡;勤政之余,不废学术,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著述、辑录、编刻的书籍浩如烟海。如此丰富的著述,而后人的文本整理却相当缺乏。我们要加强对阮元著述文本的整理,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作用。